在最高级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其父执政、他为秦王时的文、武幕僚。但有两个杰出人物是例外，即作过被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辩地证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他曾经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①

    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选择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渐罢免了高祖时代的旧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轻支持者；他还大规模地斥退身为高官的皇亲国戚，唯一著名的例外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他的最高级官员几乎都是原来富有吏治经验的人和从前历朝官员的子孙。太宗即位以后，朝廷中的高级官署都有些人事变动，但尚未见新的官僚阶级出来掌权。②

    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约600—659年）。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势族，大约和太宗同时生于洛阳，童年时期就和太宗的关系很好。他参加了唐高祖向隋都进军的队伍；事实证明他是个很有军事才能的战略家，并且后来随太宗平服山东平原。作为太宗完全忠实可靠的支持者，他帮助太宗策划反对其弟兄的政变，而且是把他们杀死在玄武门的少数人之一。

    太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被任为尚书右仆射领宰相衔。他妹妹当上了皇后，死后谥为“文德皇后”。长孙无忌在所有的群臣中最受尊崇，特许他出入宫禁，不受限制。由于他的权势过大，曾被指控为擅权并被迫辞职，但依然作皇帝的顾问。自633年以来他在群臣中享有最高的（虽然是名誉性的）称号——司空和司徒；而且他对皇帝的影响依然没有减弱。643年，他以个人的巨大影响解决了继位之争，使之有利于未来的高宗。从645年直到太宗晚年，他再度掌门下省和尚书省的大权，并负责修订律令。太宗死后，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和褚遂良一起同受太宗顾命。太宗临终时盛赞长孙，并要求褚遂良保护他，使他免受诽谤和危害。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①

    太宗群臣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房玄龄（578—648年）。他出身于齐州（今山东省）的一个家族，他父亲在隋代作过刺史，他本人在17岁的未冠之年即考中进士。在隋代，他历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并在隋都作吏部侍郎。太宗占领长安后不久，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和能干的官员加入了太宗的侍从行列。他成了未来皇帝的长期伙伴，总是伴随太宗出征，充当顾问和秘书。

    太宗作秦王时，他给太宗引荐了一批人作幕僚。这些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山东人，并且往往是被太宗平服的东北平原的敌手们的旧官吏。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一同策动玄武门之变，太宗即位后，他继续作太宗的顾问和私人秘书，起草诏令；据说他起草的诏令即使是初稿，也如同宿构。

    如果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他和杜如晦（见下文）一起，荐举了一批高层官员，完善了基本行政制度（他们从629到630年共同负责尚书省的工作）。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名字成了办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义语。房玄龄作尚书左仆射十三年（629—642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

    房玄龄是一位特别讲求实际和正直的顾问大臣，他的影响比清教徒式的魏徵（见下文）更大，因为魏徵唠叨不休的道德说教，往往最后被束之高阁。房玄龄则在必要时自动让步，而且有时过于顺从皇帝。但他很务实而又得人心，他的裁断公正宽厚，见解稳健，深为皇帝和僚属所欢迎。他是朝廷中安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别在太宗晚年日益骄傲时更是如此。虽然他谦柔而没有很大野心，但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是仅次于长孙无忌的权势人物。①

    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585—630年）出身于西北望族，和太宗的其他高官一样，他也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北周和隋作过官，他本人在隋代作过地方上的小官，后来辞职。唐兴后不久，他参加了太宗的幕僚集团，与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一样随太宗参加了征讨东北平原的战役。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很可能参与了袭杀太宗兄弟们的行动。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的决断力，以至对房玄龄说，所有的重大政府决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杜如晦和房玄龄彼此取长补短，同心协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症而死于630年，正当他的权力的顶峰时期。②

    和这两个有决断力并讲求实效的政治家形成鲜明对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乏幽默感的魏徵（580—643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团中强调儒家道德标准的一派。魏徵出身于河北南部的一个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齐作过小官，隋末，魏徵作了起义领袖李密的幕僚。618年末李密降唐，魏徵也随着到了长安。后来作太子建成的幕僚时，他支持建成反对李世民并为建成出谋划策。建成在玄武门被杀后不久，魏徵和李世民进行了一次对话，他表现出惊人的直率。当李世民问他为什么和建成、元吉发生争吵时，他答以他们不听他的劝告：如何对付他们的野心勃勃的现在已取得胜利的弟兄，他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据此断定，这个倔强坦率的人大有用处，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幕僚。

    一个月之后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为谏议大夫并授以荣衔。后来，他又任太宗个人的使节，到东北平原与残余的敌对集团谈判和平。魏徵对这个任务非常适宜，因为他以前支持过一个主要叛乱者。他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明新政权对李世民或唐王朝从前的敌对分子均可不咎既往，一样任用。除去这类“外交”使命之外，魏徵还参与了朝廷的其他活动。他参加了几个学术项目，如编制《新礼》（又称《贞观礼》），他和房玄龄一起于636年把这部书呈献太宗；他又在629至636年期间和其他史官合编了唐以前几个朝代的史书（见下文）。

    但魏徵很少参与实际的行政和决策工作，他并不是以作为从事实际工作的政治家而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而著称；中国人确实认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杰出的人物。637年的魏徵的一份谏疏足以说明他的直率的批评。这是应太宗之问而谈到太宗早年和当前统治的比较时所说的话。他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