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 - 正文炀帝（604—617年在位）的个性和生活作风

。当他死于江都时，炀帝深为悲痛，并将其遗体运到极西的故土。

    我们还可以继续描述那些效忠于炀帝的高级的和有威望的官员，但约从609年起，行使权力的地点及关键的决策地点已从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官员那里转移出来。炀帝的特点是一贯好动。他有三个都城：西部的国都大兴城，华北平原南部的洛阳和他所喜爱的、并在那里任了九年总管的江都。他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京都之间，并携带许多随从。此外，他常往北去长城视察防务或与突厥可汗谈判；608年，他带随从浩浩荡荡去亲祠五岳之一，河北的恒山。609年，他从河西走廊出发亲征吐谷浑。炀帝是个不肯安定的人；他对日常行政显然不屑一顾而喜欢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强及亲自了解地方情况。据记载，他在609年曾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南北朝时期）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在场的一朝臣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①对当时的炀帝来说，天子的巡行几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在全国建造了许多离宫，以便他在巡行过程中能休息一天或一周。

    这种生活作风意味着他不可能效法他父亲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按严格日程和有条不紊地主持政务——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隋国都中按职能划分的各区。据记载，他的一个朝臣曾向他建议“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炀帝也同意他的意见。②不管这一记载是否属实，但上述的具体环境、他本人的个性和一些有心计的朝臣的迁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心腹顾问集团。这个集团最后当然使炀帝为它所用，同时，其成员助长了他的利己主义，迎合他的偏见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议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我们必须先论述后一种情况，才能转而叙述这一核心集团的作用。

    有一人略与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类型不同。杨素——我称他为文帝的心腹谋士——在为炀帝粉碎汉王杨谅的叛乱时得到炀帝的厚赏，因为杨谅是对炀帝即位的唯一的严重威胁。杨素得到高官和显赫的爵位及丰厚的收入，但——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他对炀帝为取得帝位而进行的一系列阴谋“知情太多”。在606年，当他得病时，据记载，炀帝派御医前往，设法使杨素一命呜呼。这个老武夫知道他的处境，服“药”后突然以其最后的佛教的虔诚对其亲戚说：“我岂须更活耶？”①他遗留大量财产，这无疑证明了他的贪婪，而且也证明了两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他们每当需要他执行一项特别困难和见不得人的任务时，就知道他的价值和代价了。

    文帝执政时的重臣和将领高颎曾因独孤皇后的谗言而被贬。炀帝即位后，立刻让这位老人复职，并授予显赫的官衔。607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他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风气。这些批评被及时禀报，结果高颎获死罪，其子被流放到边境。隋朝最有才华和成就的将领之一并在征陈时与高颎同起重要作用的贺若弼同时也被控。他被处决，其妻儿则沦为国家奴隶并被发配到边境。文帝时另一个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官员，当时担任礼部尚书的宇文■也受牵连，落了个相似的下场。《隋书》对他情况的评述可能也适用于其他的高级政治家：“■既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物议时谈，多见推许。帝颇忌之。”②年迈的薛道衡当时可能是最重要的儒家学者，炀帝初期他从地方被召至京师任要职。但他盛赞先帝的成就，甚至提起高颎之名，由此可见此人很不圆通。炀帝在盛怒之下把他交给有司。他心存侥幸，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公正待遇或宽大，但老儒生被处以绞刑，其妻及儿女被流放至中亚。这些人或因是炀帝父亲的心腹，或因他们有不受制约的盛名及直谏，或因其他各种个人的不明的原因，都失去了炀帝的恩宠并因此遭到迫害。可能除了杨素外，这些官员都习惯于传统的劝谏方式和在公开召见时议政。但如上所述，炀帝喜欢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决定了另一种官员能够知道炀帝的秘密和分享他的权力。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炀帝的核心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是南方人。虞世基是陈朝官员之子，在隋征服前曾在陈朝任职。炀帝即位，这个不起眼的人开始青云直上，不久他担任了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由于炀帝的施政作风，必须有人起这一作用。《隋书》在叙述这种作风和虞世基的作用时写道：“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参掌朝政。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①据《资治通鉴》记载，吏部虽然以牛弘为首，另有七名高级官员辅助，“然与夺之笔，虞世基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②他受贿之事未见于其他史料，但他的权力是在这种安排下取得的。他不能提供好建议。《隋书》在关于炀帝于615年在雁门被突厥人围困的一段文字中记载，在武力突围失败后，虞世基劝其主激励士气，给他们赏格；他为炀帝起草诏书，宣布停止征伐高丽。炀帝批准这些措施。但当士兵突围，炀帝随即食言，没有分发许诺的赏格，同时再次宣布征辽。据记载，这标志着炀帝失“信”于朝野；他的机要秘书伴随他直至末日来临，并同死于行刑人之手。①

    炀帝的施政作风需要一个主要的谋士，他发现裴蕴是合适的人选；裴蕴是南梁官员之孙，其父为南陈官员，被隋所俘而为文帝效劳。裴蕴因父在北方，就秘密请求文帝让他在陈朝充当隋朝的内应；陈亡后，他受赏历任要职。炀帝在一系列任命中对他进行考验，最后让他进入核心集团。裴蕴为人极为残忍；随着他权力的扩大，他担任御史大夫，并且日益侵犯司法权。613年当杨素之子杨玄感叛变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炀帝的信心却大为动摇。因此他下令搜索所有有任何牵连的人，裴蕴无情地——追捕。《隋书》记载，数万人被杀，他们的财产充公。据说他纵容杀害年迈的薛道衡；当核心成员中的老资格成员苏威试图委婉地告诉炀帝关于帝国中叛乱的范围时，裴蕴即策划把这位受尊敬的政治家罢了官。

    宇文述是非汉族的北方人。他在北周时建有军功，并协助文帝巩固政权。他率大军三万征陈，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并取得辉煌的战绩。在战役中，他遇到当时的晋王杨广，杨广对这个军人深为赏识，因为他的背景与杨广本人很相似，经杨广的请求，宇文述在江都王府附近任职，后来杨广又让他参与让自己即位的阴谋。当阴谋得逞，宇文述得到厚赏，杨广登帝位时他又得到厚赐。608年宇文述将吐谷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故土，俘获其首领和男女约4000人，使之沦为奴隶。从609年起，他与上述数人就成了隋帝核心集团的成员。据记载，宇文述无耻地滥用其职权；他的贪婪**是无止境的，他是朝廷中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一听到有稀世之珍，无不据为己有。与中国历史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他的贪婪伴随着**裸的阿谀奉承；只要看一眼主公的脸色，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建议（对君主或帝国来说可能不是最佳的建议），然后提出。这一情况的可信程度可以讨论。但宇文述接受了几个艰巨的任务。他第一次率军远征高丽惨败后，一度被削职为民。但一年后当他赴西北时，又奉命征剿最早的叛乱者杨玄感。他击溃了杨玄感的军队，并把杨的首级呈献炀帝。在616年后期，炀帝采纳宇文述的建议退居南都时，宇文述得病死去。在此之前，他曾请求炀帝宽恕当时被软禁在家的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子不久就率一股人马杀害了炀帝。宇文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也许与其说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家（裴矩就起这一作用），不如说是一个勇猛残忍的战将。这类人在官僚修史者写的传记中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否定。

    苏威被人们认为是文帝的智囊团成员。在炀帝时，我们发现他有时得宠，有时受到严厉的责难；他为人狡诈，有野心和贪污行为，执行过一系列艰巨的民事和军事任务，但他的权势可能远不及核心集团的其他成员。他的一生是有代表性的：为文帝和炀帝效劳，在弑炀帝的人手下任职，后来又协助其他的政权争夺者。他在87岁时死于其长安的宅第。

    裴矩为核心集团中最关心外事和蕃夷事务的成员，已有学者对他进行详细的研究。①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老谋深算似不如杨素或裴蕴，冷酷自私似不如虞世基。他是今之山西省人，在北齐长大；北周灭齐，当未来的隋文帝前来接管一个州时两人相遇。隋建国后，直至隋文帝派他南下解广州之围时为止，裴矩担任了一系列的次要职务，广州当时正处于土著叛乱者的压力之下；他远征告捷，杀了叛乱的首领，并以传统的方式将“二十余州”的土著置于他们自己首长的管辖之下。当他北返时，他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主要关心突厥，并普遍关心北部和西部的边境。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似乎干得很有成效。在文帝末年，他受赏担任了重要的文职。

    炀帝即位，裴矩立刻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情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物。但裴矩也力促炀帝远出建立边戍哨所和贸易集镇，迫使某些民族集团臣服。例如在608年，宇文述武力夺取了河西走廊南面的吐谷浑领地，把它分成若干中国行政单位，把因犯“轻罪”而判处流放的中国人迁到这里定居。究竟裴矩是这些对外冒险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还是炀帝未经他的建议就进行这些活动，这仍是问题。《资治通鉴》编者的一段特别显眼的文字说，炀帝在607年听了裴矩之言后一时冲动，竟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和征服整个中亚。为了在隋朝京都与亚洲腹地之间迎送使节，隋尽量榨取当地的民众，司马光作了结论性的指责：“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①所以它之荒诞不经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再叙述裴矩的事迹。

    以上概略的介绍虽然简短，仍足以说明炀帝核心顾问集团中各人的特点。这些人使他能按他自己的作风来处理政务，他们几乎都伴随他无休止地在全国来回巡行。应该注意的是，除了裴矩（可能还有苏威）外，他们都是处理实际事务的官员，而不是起任何“劝谏”作用的政策顾问，但儒生认为在国家大事中平衡帝王和官僚权力时，“劝谏”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可能真正导致国家灭亡的结构，肯定使以后的（全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炀帝苛加指责。

    ① 《隋书》，卷36第1111—1113页；芮沃寿：《隋炀帝的个性和定型的言行》，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年），第49—56页。 ① 《国清百录》卷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第807页。 ① 《隋书》，卷61第1470页。 ② 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1952年），第22—35页。 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年），第50页。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162—163页。 ② 《通典》，卷14第81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1第5644页。 ② 《隋书》，卷61第1470页。 ① 《隋书》，卷48第1292页。 ② 《隋书》，卷56第1391页。 ① 《隋书》，卷67第1572页。《隋书》卷41第1188页证实了核心集团的构成。 ② 《资治通鉴》，卷181第5624页。 ① 《隋书》，卷67第1572—1573页。 ① 弗里茨·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载《东亚杂志》，9（1920—1922年），第81—115、216—231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0第5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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