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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晚期的三大征(1/2)

    “三大征”是晚明史学家们编史工作的一种杜撰说法。没有什么历史上的正当理由把在西南扑灭一个土著首领的战役、在西北镇压中国人-蒙古人兵变的战役和在朝鲜半岛上和日本的战争,当作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事件而凑在一起。这三次战役,规模和范围不同,它们的历史根源也无相似之处。这三次战役也都不是像明代作家们所断言的那样以明显的胜利而结束。朝鲜战役是一次奇怪的战争,双方都处理不好,发展成了僵局。丰臣秀吉的意外死亡才导致了有利于明帝国的解决。举行了胜利庆典;战俘被献给皇帝,后来被处死。①

    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这一切差异,这三次战役传统上都被当作相互关联的一组事件。明史学家谷应泰在他的条分缕析的明史中,用了连续三个部分来记这三次战役;这些事件的当代人冯梦龙,在万历朝结束后不出10年内发表的短篇小说集中,也在他的一个故事的引言中把这三次战役组合在一起。①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种组合的含义。历史学家们试图夸大晚明帝国的军事威力以颂扬一个衰落中的王朝,自觉或不自觉地赞许那样一种思想状态,即使是以牺牲真实性作为代价。

    西南的播州战役

    防御杨应龙的战役可以被看作少数民族集团居住的西南地区中国化的一个方面,这种中国化整个明代都在进行。杨本人以中国血统而为人所知,尽管这实际上是说他出身于混血世家,他所控制的地区和时代是不合拍的。他的最早的知名的祖先,一个唐代的将军,征服了9世纪叫做播州这个地区的土著民族,能够把它当作这个国家之内的一个自主的国来控制,并在以后的七个世纪中传给他的子孙。几个朝代兴起又衰落,而杨氏接受了不同形式的分封和任命;但这个家族对于邻接湖广、四川和贵州三省多山地区(这个区域东西延伸200多英里,南北略短)的控制,在杨应龙死亡之前从未遭受一个帝国政府的破坏。

    在这个土著居民社会特有的一种分封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杨氏的封建领主权力是通过七个有势力的家庭行使的,这七个家庭还组成了他的议事机构。情况表明,这些附庸家庭在它们对中国人和对土著苗族的忠诚方面是有分歧的。杨应尤以支持苗族的事业著名,在他叛乱期间土著居民终于团结起来支持他的事业。

    当时记载所描述的导致他叛乱的事件,似乎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据说杨于1587年和其妻张氏离异,以他的田姓的妾取而代之。接着他杀了他的前妻,她的亲属于是报告中国当局杨即将暴动。更可能的是,这一家庭纠纷打破了部族结构内的力量平衡,而中国人决定干预,因为张姓和田姓都属杨氏的附庸家庭,很可能导致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不能排除中国的税收作为叛乱的一个原因。明的官员们曾通过杨应龙设法从苗的部落得到人力和物资,主要是建造宫殿的木料。而且在杨“叛乱”的10年中,他两次主动地向明当局投降。每一次他都被判处暂缓执行的死刑。第一次他要求以20000两银子赎身;第二次判刑是以两倍于此数的罚款抵偿,再加上未说明数量的木材。两次他都没有缴纳。朝鲜战争使政府十分忙碌,官员们因而不能加强他们对他的压力。杨应龙一旦行动自由,他便对明军发动袭击和偷袭。可是他不敢像他的同伴所建议的那样,发动大胆攻击以占领四川。

    政府于1590年处理他的问题。除了1594年谈判时暂时中止外,杨应龙的叛乱整个90年代都在继续。最后的解决发生在1600年。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北京朝廷立即任命李化龙为总督,命令他镇压杨应龙。1599年晚期他到达重庆。他非常详细地计划了第二年春天的攻势。针对杨应龙四、五万人的兵力,他动员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部队远从陕西和浙江来到。朝鲜战役的老兵,一小批从朝鲜来的日本人也被征召。大部分军队是从地方的辅助部队和其他土著部族成员抽调的。部署了火器。每一支先头部队都由精锐部队带领。地形事先进行了研究。总督本人在心理战方面是内行,他有效地利用了告示和传单。

    实际的战斗持续了104天。李上报说有22687名叛逆者被杀,1124名被俘。这一比率表明了残暴的程度。杨应龙自杀,他的尸体被送往北京予以污辱。随着杨氏氏族世袭的封建领主地位的消除,播州本地的酋长制被改成了直接治理的两个府。

    鄂尔多斯战役

    防御哱拜的战役的内容要少得多。现存的记载并未证实他打算造反的断言;在举起他的旗帜之前,他可能已和鄂尔多斯蒙古人达成了更好的谅解。有些记载表明,他是事件的受害者,后来被明的官员们挑选出来当作叛乱的首领。

    哱拜是蒙古人,他的家庭曾长期服中国的兵役。1592年他以都指挥的身份退职。他的军阶由他的儿子承袭,他的儿子用中国名子哱承恩。按照惯例,这个家庭保有1000多“家丁”,也就是受他们的指挥官主人指挥,常常被他雇用的经验丰富的战士。评论家曾经评论说,保留这样一支私人军队,和他们父子都被卷入的这次兵变相比,很可能使他们更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因为哱拜和他的儿子被安置在战略城市宁夏,他们和草原上的敌人蒙古首领们的可能联系终于使中国当局感到忧虑。

    1592年3月,一个中**官刘东旸起来造反。他因欠薪而发怒,杀了这个地区的巡抚。在暴动的过程中,刘和他的部下还迫使这个军事地区的总兵官自杀。然后他宣布自己为总兵,让哱承恩和另外一个中**官任他的左、右副职。哱拜在这一连串暴力事件中从来没有接受任何头衔,但他被确认为这次叛乱的幕后策划人。从一开始,负责西北边境的总督上呈皇帝的奏疏就大事渲染哱拜和他儿子的作用,而对中国人员的作用轻描淡写。通过夸大珰拜和蒙古人的联系,他希望使这一事件呈现出边境战争的特征,而不是由下级指挥官管理不当而造成的一次内部的暴动。

    下几个月正与日本侵略朝鲜的时间巧合,是朝廷非常焦急的一段时期。叛乱者和政府军之间在宁夏周围的边境辅助哨所的较量加剧,叛乱者时时得到草原蒙古骑兵队的帮助。防线以内的中国指挥官们在待命中,奉命对蒙古人深入明疆袭击做好准备。从邻近地区调入了增援部队。注意了欠款问题,户部从陕西、河南和四川运送银子给战斗人员发饷。但是鄂尔多斯大部队在附近地区出现的传闻是不真实的。①皇帝两次严责官员们给他提供虚假的报告和矛盾的建议。如果鄂尔多斯蒙古人投入了兵力,这次叛乱能否被镇压是难以预料的。但实质上,到了仲夏,政府军已经包围了宁夏镇城。

    1592年7月最后一天,李如松带领东部军区的援军到达。这标志着战役的转折点,可是围攻的军队又过了两月也未能攻占这座城。终于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修建了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堤堰,把中间的空地灌满水。这道堤堰完工时有3.5英里长;其中的水达到9英尺高。城墙的一些部分不久开始崩塌。从洪水中逃出来的叛乱者完全失去信心。1592年10月20日,宁夏城被占领。哱承恩在城陷以前杀了刘东旸,并将刘的首级悬挂在城墙外面,显然希望因此而得以黩身。哱承恩没有被宽恕。他到政府军的大营时被扣押,后来在西安被处死。哱拜**。1578年以来整个宁夏镇现役的花名册只有27934人,卷进叛乱的士兵数目不可能超过20000。宁夏城的人口当时的文献记载是300000。政府方面军队的总数不详,但它包括北方边境所有军区的部队。

    朝鲜战役

    朝鲜战争和上述两个战役不同,是在外国土地上作战。丰臣秀吉在准备侵略时,据说动员了大约300000人。此数一半左右参加了1592年在朝鲜的战斗。1597年的第二次侵略涉及差不多同样数目的人。这些数目使明军不可能具有它常有的那种数量上的优势。

    因为丰臣秀吉的真实动机仍不清楚,历史学家们不可能十分肯定地论述这次国际冲突。他在宣告征服中国是他公开的目的后,甚至没有进入朝鲜以落实他野心勃勃的计划。他1592年的第一次突袭使朝鲜人大吃一惊。日军在1592年5月晚期在朝鲜半岛登陆,在两个月内便把汉城和平壤都占领了。到了1592年秋天,两支先头部队已抵达鸭绿江和图门江。没有做出努力越过这两条江前进,以至侵入中国境内。没有利用这最初的优势可以归因于朝鲜水军和朝鲜的非正规军,他们骚扰日本人,威胁他们的后方。但丰臣秀吉,和他愿意承认的或资料所透露的相比,可能持有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战争目标。乔治·桑塞姆怀疑他了解大陆战争的一些难题,或预料到严重的中国的介入。①碰巧,统率一支18000人的先头部队,并和中国人打了大部分的仗的小西行长这个日本的“基督大名(Christian daimyo)”也在战地上进行了大部分和谈。这种双重任务要求他时而战斗时而友好地拜访中国将领们。休战很可能起了对明军比对日本人更有利的作用。

    中国人考虑到他们派往朝鲜的象征性军队在1592年被日本人消灭,在这年晚些时候开始动员。集合了一支规定兵力为42000人的远征军,部队由北方五个军区提供。一支精通火器用法的3000名士兵的部队来自南中国。整个帝国奉命战时警戒。所有沿东海岸的海港都被关闭,以免16世纪50年代的海盗入侵可能重演。东方的访问者证明了对外国人的普遍怀疑。既然事已至此,万历皇帝发布命令调集一支由100000人(有的来自遥远的暹罗和琉球群岛)组成的远征军以夺回朝鲜,并最后侵袭日本。①和一般的做法一致,文官宋应昌被任命为经略,同时李如松被委任为提督。

    这支远征军于1593年1月渡过鸭绿江。它的第一次战斗旨在收复平壤,是中国人的一次明显胜利。但20天以后,李如松在一次勇敢的追击中,亲自率领1000骑兵走在他的军队主力的前头,却遭到了灾祸。在汉城以北约15英里,他被一个三倍于他自己部队兵力的日本战斗队列所阻。中国人被击溃;提督本人好不容易才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