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真正的问题继续存在。这一年整个华北出现自然灾害；据报道，多达90万名新难民已从邻近区域逃荒而聚集在荆襄。新的叛乱领袖自称太平王，这是对灾难形势的一个吸引人的反应。

    1470年末，当时在京的右都御史和这个时期士大夫出身的最卓越的军事领袖之一项忠被调遣去镇压新的叛乱。他在1471年初期到省，得到湖广的李震的帮助，到这一年年末又完成了军事行动。据报道，他们的联军多达25万人，官方记载声称，除了处决几百名叛乱领袖外，他们把将近150万人强制遣返原籍，把被认为与叛乱有牵连的人发配边境。在1474年担任刑部尚书，然后又任兵部尚书之前，项忠很快被调到更重要的北方边境执行任务。

    七年中的第二次荆襄叛乱已被镇压，这个区域被“平定”。在战役结束后，项忠的捷报立刻受到质疑，他被指控为滥杀无辜。这些指控不论是否属实，却反映了当时朝廷的政治。他和李震可能不比其他将领更加涂炭生灵，他们虐待难民的行动与既定的政策也不背道而驰。他为他的行动呈上一份有力的辩护辞，皇帝不顾对他的弹劾，仍提升了他。

    由于项忠强制驱散这个区域的非法居民，荆襄的问题已经有所变化。除了这个行动外，他在呈上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提出并被政府采纳的关于稳定这个区域的建议无非是军事改组和警察活动的内容。甚至驱赶居民也只暂时起了变化。1476年6月，回流的流动人口再次叛乱。这一次，都察院的文官原杰奉命前往调查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政治和社会的手段。在上报新的社会动乱时，朝廷进行了一次争论；士大夫们在呈上的奏疏中提出建议和论点，并写出专题文章，在京师散发。

    周洪谟作为一个熟悉该省土著问题的四川人，在1480年所写的一份奏疏，其部分内容已载在上一节，这一次他和别人一起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写的《流民说》极力主张以社会的措施去代替到那时一直在试行的军事解决办法。他提出给荆襄区难民以土地，并把他们安置在更完善的、行政更具同情心的地方政府治理下的地方。其他官员也以类似的语气上书言事，朝廷为他们所动。总之，新叛乱的规模并不大。原杰的使命是去寻找贯彻这种政策的手段，从而使有儒家思想的政治家有机会显示其基本原则的真理——利民即利国。

    有的历史学家把原杰视为整个荆襄事件的真正英雄。他一到荆襄，就四出彻底调查情况，并向人民解释朝廷的仁慈用心。他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要求取得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耕种好几年的空地；现在可以而且应该登记而成为这个区域的合法居民；在新地能够生产之前将得到减税待遇；在选挑村长时有发言权。立刻受他影响的户超过11.3万，登记的人口达43.8万。在他的建议下，有一些县脱离了遥远的府治之地，在1476年后期另外成立一个新的郧阳府，从而在这个地区的中央建立了一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另外，组成一个以这个府城为基地的新的湖广行都使司；它受权控制郧阳府及其邻近的县，其中有的县位于其他省份。几个世纪以来，就这样第一次给这个区域迅速带来了一项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质性的稳定措施。

    在郧阳一年多以后，竭尽全力的原杰被调走。1477年晚些时候，他在赴新任的途中，死于一个路边的驿站。传统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泣者。”①

    其威胁性可以称得上达到真正叛乱的程度的其他地方动乱和盗寇活动的事例，在这两代皇帝的治下相对地说是很少的。长期存在的军事问题是北方边境一带无休止的战争。

    亚洲内陆关系

    在成化统治时期，以及程度稍小地在弘治时期，明朝试图在北方边境一带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态势。它成功地与一批批蒙古人交战，从1470至1480年的10年中赢得了几次大胜利，这是1449年土木惨败以来的最初的几次胜利。明朝还大规模地建造和重建防御性的长城，特别是穿过陕西和在山西边境的几段，同时还扩大了以这几段城墙为基础的整体防御体系。明朝还与朝鲜联合，共同与在今之东满洲的建州三大女真部落联盟交战。它们至少暂时成功地在那里限制了女真族势力的扩大。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那些建州的女真人将在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取代蒙古人而成为中国人北方的最具威胁性的敌人。在1644年，作为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他们将侵入中国灭掉明朝。15世纪后期与蒙古人的几次战争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讨论的重点更为广泛，把明朝与亚洲内陆各国关系的更广泛的内容包括在内。

    在整个这一时期内，蒙古民族分裂成若干国家和部落，它们分布于西起新疆，东至满洲的地区。如此众多的单位，以及女贞、维吾尔、西藏及其他民族的其他单位，通过纳贡制度而与中国人进行正规的交往。进贡活动容许每个得到承认的单位——民族、国家、部落和更小的实体——派代表团前来，代表团大部分由商人及其军事护送队组成，人数有时达数千，他们来到边境的过境地点，即位于长城沿线易于防守的少数指定的关隘。在很多情况下，规模略小但大部分仍由商人组成的代表团获准前往北京，作为中国皇帝的客人住在宾馆达数周至数月之久。

    这个时期来自亚洲内陆的纳贡者，一般地说试图扩大他们的志愿使团的规模和增加来华的次数。他们迫切的关心是要取得亚洲内陆得不到的贸易货物，这些货物即使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也至少是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的必需品。在整个这一时期，特别是蒙古人常常不得不袭击边境哨所，狂热地要求更多的贸易特权，以便取得铁、粮食、手工产品以及奢侈用品，他们恫吓中国人，有时迫使他们作出军事反应。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在边境与之作战的一批批使团，却作为纳贡者在北京出现，一年中的某个月指挥边境袭掠的领袖在同年的另一个月又带着贡品来到北京。

    从现代的观点看，这些边境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虚假内容，当时的中国官员也发现蒙古人像谜那样不可捉摸。在当地和从历史上了解亚洲内陆的司律思在论述中国人对这个时期亚洲内陆发展情况的知识时写道：

    不论明朝政府多么强烈地感到需要关于蒙古发展情况的情报，有时他们似乎了解得非常不够。在15世纪后半期，他们只有关于在蒙古谁继承谁和谁影响最大的模糊的概念。这个时期明朝往往不知道诸“小王子”的名字。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甚至蒙古的年代史编写者也记述得很不确切，甚至很不准确，而且这些年代史是在以后很晚时期才编成的。这里的问题是，明朝对同时期的事件了解得很不够。一般地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1550年仇鸾作出的关于蒙古人对中国的了解远远多于中国人对蒙古的了解的论断，适用于明朝的大部分时期。①

    由于材料的不完整和不准确，当时如同现在，明朝和蒙古的关系之谜对现代历史学家来说决不是易于看清楚的。他们面临一种不完整的记载。他们还必须处理双方的虚构的事实。最持久的虚构之一是出于当时和现在政治的需要，对明帝国在亚洲内陆存在的范围和意义作了大量错误的报道。事实是，总的说来中国的行政到长城沿线为止；越过这条线，中国的官署和官衔，以及他们在那里设立的行政结构，与其说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不如说是公认的虚幻，而且是离北京越远，情况越是如此。

    一个例外是西南辽宁的沿海区。它在明代称为山东北道或辽东都司。它与受其节制的山东（今山东省）并不毗邻。它从京畿区（今河北省）向东延伸到位于山海关的长城东端。从山东通过海路渡过渤海湾的狭窄的航道很容易到那里，这就成了行政上它依附于山东的根据。这条狭窄的沿海地带从中华帝国的早期就由中国人居住，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在10世纪中国的力量衰落前，它一直由中国治理。辽东都司意味着恢复了对长城外的沿海中国居民的统治，但它治理的范围大大地向北方延伸而超过了旧的中国行政区，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的直接治理分区，它一部分是事实，一部分是假象。

    反映载于明代史料中职官表的中国地图并不分清假象和现实。中国最佳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地图显然使人产生一个虚假的印象，即明朝的北方和西方边疆甚至比同一个地图声称的版图最大的清帝国的边境更为广袤，也远比今日中国的边境更为辽阔。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它是通过以下的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模糊了中国本土的各个区域与主要在亚洲内陆和满洲的北方和西方的更加辽阔的领土之间的区别，前者直接由中国的地方和省的政府文武官署治理，而在北方和西方的领土上，中国和当地的掌权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面的联系纽带——基本上是名义上的纽带。也就是说，抱有期待心理的中国朝廷封给较小的部落首领以王、都司直至卫指挥的头衔。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但在明代，它的使用的范围却是前所未有的。

    受朝廷封赐了中国官衔的人，把那些官衔加到他们以其他的方式所取得的本民族的有实权的官衔上。但是，中国的官衔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有些情况下，拥有中国的官衔有助于加强几个敌对的争权者之一的合法性，而中国人也感到不得不通过外交的或军事的手段去帮助有中国官衔的人。在其他情况下，除了保证给有中国官衔的人以重要的经济特权——参加纳贡贸易的权利——以外，中国的官衔和行使权力毫不相干。但是，无论如何，在中国人居住区以外，这类官衔就丧失了在中国境内的那种重要意义，在中国境内，它们表示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官僚结构中的职务。

    当独立的国家和部落的非汉族领袖们争取到承认他们已经担任的职务的证书时，其结果将有利于他们参加贸易和得到源源而来的朝廷的丰厚的礼节性礼品。为了给边缘区普遍地赐予恩泽（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中国的朝廷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朝廷并没有幻想通过这些手段去真正地管理这些边缘区，而是，可以这样说，它通过在遥远的领土上飘扬中国的旗帜，来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性的影响。

    在极西的蒙古民族的几个部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深深地卷进了中亚和西亚的政治事务之中。瓦剌（准噶尔、喀耳木）蒙古族的征服者也先力图把从亚洲内陆偏远的西北直至东面满洲的所有非伊斯兰化的民族统一起来；随着他在1455年死亡，这一努力也成为泡影。过了一个世纪，才又出了一个蒙古领袖，即来自鄂尔多斯的俺答王（1507—1582年），他的业绩可以与也先的短暂的成就相比，甚至还超过了后者。在成化和弘治时期，一度令人生畏的瓦剌人由于已远远地向西撤退，很少与中国接触，只是他们屡次与以河中地带为基地、但一直朝中国方向延伸到土鲁番的莫卧儿斯坦的察合台蒙古国进行的战争，才明显地促使中国人力图保留他们在中突厥斯坦（今新疆）的一定的影响。在成化统治时期，中国对中突厥斯坦的兴趣转到对其首都位于现在的同名城市的古维吾尔国哈密的控制方面；哈密城在甘肃西部最后一个中国驻守地西北约500英里之处。①

    哈密连续地被一批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王所统治，中国人封他们以“王”的爵号，而赐给一枚金质的官印；它定期地向中国纳贡并与中国进行贸易。维吾尔王与社会的上层很可能使用蒙古文（它以他们的维吾尔文书写，与维吾尔文属同一语系），作为重要的第二种政治语言。进行统治的哈密王处于莫卧儿斯坦蒙古王的影响之下，最后被后者所杀害，后者自称吐鲁番苏丹，他的领土紧邻哈密的西面。这位蒙古王在其西北的伊犁河谷还与仍为“异教徒”的瓦剌蒙古人交战。这样在15世纪70年代初期，接着又在1489年直到15世纪90年代连续地发生动乱，在动乱中，中国试图进行军事干涉。

    在以上两起动乱中，可以预料得到朝廷的争论转到了中国是应求助于武力，还是用文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断绝一切贸易往来。1473年，首先试用武力。一名中国将军及作战幕僚，连同一支小分队被派到哈密和西甘肃的中国边境之间的两个最大的蒙古军事行政区。中国人已给它们起名为赤斤卫和罕东卫，它们的卫指挥实际上是其部落王子，拥有中国朝廷发给的委任状。这两名靠近中国边境和受中国影响的蒙古领袖愿意帮助中国保持穿过他们领土的商路一直畅通到哈密及更远的地方。他们把据说兵力达30000人的部队置于中国人的麾下，一起向哈密进军。这支中国人领导的蒙古军队快要攻取哈密城和实现中国人恢复维吾尔王系的目的时，他们得知来自土鲁番的强大的蒙古部队正在计划的行动不是在哈密正面进攻，而是直趋此时无兵力守卫的赤斤和罕东基地。蒙古的指挥放弃了他们对中国将领的诺言，赶回故土保卫自己的国家。人数不多的中**队这时失去了主力军，被迫不光彩地撤退；哈密被敌对的土鲁番蒙古人所占，直到15世纪90年代初期。

    当时突厥斯坦不断的夺权斗争似乎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干涉的机会，从1489年起是外交干涉，1495年又进行军事干涉。一支又由大部分愿意合作的蒙古人组成的中国部队从甘肃向西北进军。这一次土鲁番人后撤，同时带走了维吾尔王和他的金质官印。哈密被中国人占领，但为期短暂，又毫无意义；在年末前，土鲁番军队重新进城。这时中国人求助于另一种更有威力的武器。这发生在非常能干的马文升任兵部尚书的孝宗统治期的中叶。国策由有经验和有创见的大臣来执行。中国人禁止通过丝绸北路的一切贸易。到1497年，禁止贸易给正常地参加这一重要贸易的亚洲内陆诸政治实体造成的困难，促使土鲁番人作出妥协。他们释放了维吾尔王，归还他的官印，1499年中国人护送他回哈密重登王位。不幸的是，这个王颟顸无能，本国的人民痛恨他，因此政治局势依然很不稳定。

    中国和土鲁番争夺控制哈密的斗争在16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呈拉锯战形势，但以后中国的地位逐渐削弱。50000442_0430_0②马文升在他仕宦生涯早期曾多年在西北边境任职；也许是出于这种经验，他对蒙古政治的洞察力，多于其他中国政治家通常所具备的。他在15世纪90年代预言，蒙古人最终会在突厥斯坦占上风；他说，那里不同民族的居民早就适应了蒙古的霸权，而不会加以抵制，特别是在成吉思汗的一名真正的后裔出现时更是如此。总之，在这种环境中，蒙古的皇权象征比与之竞争的中国的皇权象征更有力量。

    哈密的例子是说明问题的。前往哈密的中国使者和军队在离开长城西端中国行政领土中最后一个前哨嘉峪关时，一直被描述为出塞，这说明中国和亚洲内陆的分界线并不是现代地图显示的那一条。越过长城，就是离开了中国。但是这条界线以外的中国影响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与中国的关系对哈密的王公和哈密与甘肃边境之间的蒙古首领们是重要的；这一事实就成了迤西诸国关系中的一种力量。中国可以结盟，有时成功地让内亚诸国为中国而战和把亲中国的首领扶上台。另外在少数情况下，中国会使用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武器，即贸易，去努力压制遥远的首领们，这种手法与它通常利用贸易去诱使四面八方的国家忍受中国纳贡制度的约束完全一样。

    使现代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没有一贯地和合理地利用它相当强的经济实力去支持它的外交目标。司律思和其他学者争辩说，如果它这样做了，它完全可能清除造成北方边境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这个时期的中国不能更充分地做到这点，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解释：明代的贸易是作为纳贡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作为国家对它有兴趣的一种独立的活动来管理的（这个解释适用于整个明代，但不适用于它以前的朝代）。因此，贸易不受财政思想和经济管理的制约；它的形式是作为普天之下的君主与四海的礼仪关系的一个方面而由礼部制定的。

    容许与纳贡相结合的贸易——也就是说一切陆上的对外贸易在法律上应由国家进行和经营——是作为皇室的一种特权进行的。（一切法定的贸易决不是只在陆地边境上存在；在沿海边境，政策同样有限制性，而且在1567年海禁解禁以前都知道是行不通的。）礼仪性的礼物交换以外的各种贸易和交换，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取得供皇室使用和享受的物品而进行的（军马和兵器则是例外，它们的采购由兵部负责）。这样，一切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宦官手中，以皇帝私人利害关系的名义来经营，一般不受制于朝廷所制订的政策。蒙古人认为明朝是一个被腐化和贪权的宦官所控制的国家；他们就伴随纳贡活动的很不合心意的贸易而不断地与中国争吵、摩擦和交战，由此积累的经验很容易说明，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

    总之，中国试图通过外交去保持它在整个亚洲内陆的利益。可是，如同司律思注意到的那样，中国在成化统治时期似乎已经停止向所有不同的蒙古国家派出使团，以后也没有再派出。因此中国的外交变得依靠来到北京的使团和使者的单方面的活动。在蒙古人眼中，这样做主要是要求赏赐和从贸易中取利的机会。中国用来支持其外交活动的制裁有两种：一是军事惩罚，主要依靠蒙古人去与其他蒙古人交战；一是利用贸易。但是中国人不能充分地利用后者，把它当作一种资源或者一种武器，因为不合常情的和不像商业经营的管理操在为自己和为内廷服务的宦官手中。明朝与亚洲内陆抗衡的地位，既不像许多优越条件使它应有的那样强大，也不是高度合理的，也不能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灵活地调整，以便为中国的持久利益服务。

    北方的边境战争

    在整个明代中叶，蒙古人是中国的民族敌人。在北方边境与蒙古人的战争是最持久、费用最大和最危险的战争。北方边境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可以定在成化统治时期；这就是新建长城和改组利用长城的防御体系。

    从15世纪后期的中国史料中可以认定的蒙古集团从东到西依次如下：所谓的兀良哈三卫；山西北部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部；在旧蒙古故土（今外蒙古）并向南延伸到从今之热河往西直至陕西和甘肃的中国北方防区的、明代中国人称为鞑靼王国的虽然并非一贯团结却是庞大的蒙古部落集团；西北长城内外的不同的蒙古领地，其中上述的赤斤和罕东两卫是其代表。

    兀良哈是一个笼统使用的蒙古部落名称；在兀良哈三卫治理下的人民并不都是这个部落出身的蒙古人，甚至也许不全是蒙古人。三卫在洪武时期已经设立，为的是给那些试图逃避当时整个蒙古普遍存在的内部纷争和接受强大的新的明王朝的庇护以保持其自治的蒙古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它们的基地是在西满洲沿西辽河（西拉木伦河）的大兴安岭的东麓，正好是10世纪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的故土。

    契丹人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多半已被吸收到蒙古民族之中。他们的肥沃的牧地已被赠给有世袭卫指挥头衔的朵颜、泰宁和福余的王公们。在中国的史料中，这三个卫被视为中国在东北的防御联盟中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授予三卫以有纳贡国特权的保护领地的地位，以期促使它们脱离其西面的所有蒙古人和充当防备其东面跃跃欲试的女真人的屏障。但是也先在15世纪40年代已经成功地压制住它们，使它们在15世纪40年代至少是半心半意地与他的统一蒙古的运动合作，而中国人一直担心新的大蒙古运动将破坏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内，它们是蒙古人社会中最稳定的部分，中国的对蒙政策在那里执行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在行政上，整个东北，从大兴安岭西麓往东穿过满洲直至海滨，从辽东往北直至在北极地方的一条模糊的界线，被称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根据《明史》，奴儿干与三卫一起，共包括难以置信的384个卫，其中大部分是授予小的女真部落首领的空头衔。③当时的战略思想是，必须使三卫的蒙古人继续成为该区域稳定的核心。但是在奴儿干以西，变动的形势使蒙古社会的其余部分在15世纪较晚的时期处于流动的状态。在它的中心部分，即中国人所称的鞑靼王国，它的所谓的小王子们（他们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有权要求领导全部蒙古人，而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则很少）的命运正在好转。

    这个时期出现了杰出的巴图蒙克（约1464—约1532年），他蔑视明朝皇帝，自称大元可汗。他的11个儿子将成为以后几个世纪重要的蒙古领袖的前辈，而他正在促使统一的蒙古的力量重新强大。在他的孙子俺答的统治下，这个运动将在下一个世纪中叶达到**。从1483年起，当巴图蒙古成为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小王子时，蒙古人正向南进逼长城的防线，并且肆意袭击。巴图蒙克诸子成了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可汗，即王公。一个全部东蒙古人的强大联盟正在形成。

    以这种形势作为背景，我们也许比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将军更容易了解中国人为何能在15世纪70年代整个十年中连续地在与蒙古大军作战时赢得重大的胜利，可是在平定不断发生的边境袭击时却没有进展。一个有关的、有时是合理的担心是，越来越坚持不懈地南下向山西、陕西和甘肃进逼的蒙古集团的袭击将与定居在长城南面从而从内部威胁北方边境防御的蒙古人联合起来。这种担心在1468和1469年强化了朝廷对固原起义的反应，并且无疑地促使它采用了在以后十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反蒙姿态。

    固原是北方的九边之一；当时明朝把它当作陕西西部的一部分来治理，但是后来它被包括在甘肃省东南的突出地带内。它大致位于兰州和西安中间，按直线计，在九边中的另一个边，即黄河河畔的宁夏以南将近200英里之处。明代史料称固原的蒙古人为土鞑，这个名称用来称呼北方几个省的蒙古人，这些人在元王朝灭亡后已远在中国本土内部定居，并且保留了某些自治权。固原起事的蒙古领袖在中国的史料中音译作满四（有时作满俊）。他是世袭的部落领袖，又是把丹之孙或曾孙；把丹是一个杰出的蒙古领袖，在1378年已向明朝的开国皇帝投降，并获准与他的部落在当时汉人很少的一个区域——固原——定居。

    明朝希望，这些蒙古人将接受和平的和定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拥有肥沃的牧地的情况下，他们通过牧马、练习箭术和狩猎，保留了他们的武艺；他们生活得很好，不必被迫去务农，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依然保留蒙古的传统。现在还难以断定满四造反的原因。有种种迹象表明，鞑靼小王子的太师，即刚健的孛来，煽动了“土鞑”去响应其边境以北的蒙古同胞。还有一些证据证明，一些道德败坏的当地中**官正在进行盗匪活动，并且用谴责本地蒙古人的办法以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不管是什么压力促使满四在1468年5月造反，他把大批追随者带进固原北部崎岖的山区中的一个严密加固的要塞。地方的官员轻率地进攻，在整个夏季笨拙地作战，最后惨败，损失重大。当战果上报朝廷时，一个以项忠（上面已经谈过他是在15世纪70年代初期战胜荆襄叛乱者的将领）为首的战地指挥部成立，它得到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都御史马文升的协助。这支军队在1468年晚期开进固原，包围了满四的山区要塞，断其粮食，在1469年初期攻占。

    在军事上，这次叛乱相对地说是一件小事，但它的政治影响却是深远的。危言耸听者不但认为蒙古民族可能联合起来，而且认为它可能与西面的西藏人联合起来，这种观点引起了朝廷的一些严肃认真的政治家的不安。叛乱还鼓励了一个机会主义的主战派，他们想寻找机会去率领新组合的京营卫戍军，以便追求晋升、战利品和进行掠夺。这一次，大学士彭时和商辂不得不就西北的危机而与谣言散布者进行斗争。他们争辩说，已在战场的项忠和部队完全有能力战胜固原的叛乱者。彭、商二人不惜危及自己的前程，打赌说项忠会取得胜利，以便阻止不必要地扩大军事反应。但是在以后十年的边境危机中，皇帝常常支持主战派。因此，固原事件可以看成是15世纪70年代在鄂尔多斯进行的几次战争的前奏。

    鄂尔多斯，中文称河套，与陕西的西部、北部和东部接壤，长期以来已是中国和草原互相影响之地。自明代开始以来，陕西北半部这一块贫瘠多岩的丘陵及沙漠平原的杳无人烟的地区，与较肥沃的南半部之间的往来已被一系列军事战略要隘所切断。这些重兵防守的要隘旨在保护南部的中国居民不受从边远北部通过鄂尔多斯这块不毛之地进入的掳掠者（即蒙古人）的袭扰。这一系列把该省一分为二的防守要地成为北方边境的九边之一，根据陕西东北边缘的要隘而得名，称为榆林；或者根据那里的两个最重要的府称为延（安）绥（德）。山西和大同两边镇位于其东，宁夏和固原两边镇位于其西。

    蒙古人在自己的内部压力下，在这几十年中正在逐步南移而进入长城边境区。小王子麻儿可儿吉斯及其太师孛来在1468年从满州的辽东袭击榆林，下一年再次袭击，这时大同的总兵官王越在1469年末被派去迎击。王越虽然科举出身，却是军人集团中最能干的人；尽管与宦官和声名狼藉的朝臣有联系，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战地指挥官和军事行政长官。他在1470年初期宣布一次胜利，这是他和其他将领在这一年夏季声称的一系列胜利中的第一次。虽然这些胜利总的说没有宣告有大批敌人被杀，但它们是对大规模和顽强的蒙古人进攻的决定性的打击。据说它们大大地提高了居住在边境区内的人民的士气。

    但是，由于敌人想长期居住在以往杳无人烟的鄂尔多斯的意图日益明显，朝廷充满着危机感。主战派的反对者和对战地指挥将领不满的兵部尚书白圭，派余子俊（1429—1489年）作为副都御史和总兵官前往那里。余子俊是一名能干的行政官员，因监督大工程而政绩卓著。在以后十年中鄂尔多斯稳定之得以实现，主要归功于两名比较年轻的文官，他们虽然在朝廷代表对立的两派，却出色地完成了互补不足的任务。王越（1426—1499年）是明朝仅有的四名因军功而被封为伯爵的文官之一。余子俊在21岁时就早年得志而中了进士，在41岁被指定在鄂尔多斯任职时，已因在福建监督一项大水利工程而赢得了名声。王越征战虽然残酷无情，却打得很出色；余子俊计划和执行把鄂尔多斯与南面隔开的600英里城墙的建造工作。当时他任该省巡抚，直至1477年，在此期间巩固了以城墙为基础的一个新防御体系。

    1475年前在那里指挥军事行动的王越在1471年和1473年又宣布了几次大胜利，但是蒙古人又回来发动新的进攻。1472年，余子俊又呈上一份奏疏（以前的一份已在1471年被驳回），为他的城防体系概括地陈述了一个全面的计划。朝廷最初因费用而犹豫不决，但最后在1474年初期批准。据说一支有40000名士兵的劳动大军在几个月内建造了1770里（约600英里）的平均高度为30英尺的城墙，另外还有数百个大小不一的支援性要塞、烽火台和栅栏。城墙建于最后一条丘岭之顶，然后群山随着它们伸入其北面的沙漠而逐渐平坦。城墙改变了防御战的性质，从此导致更广泛的筑城建设。其最后结果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长城，它大部分建于16世纪。

    在1482年严厉地考验城防体系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后，鄂尔多斯的防御被认为已经稳定。一个后世的历史学家写道：

    方余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是寇入犯，被扼于墙堑，不得出，遂大衄。于是边人益思子俊功云。①

    余子俊在榆林边镇建造的城墙远远没有解决成化和弘治时期的整个北方边境的防御问题。蒙古人不断地考验城防体系，并且在防区的其他八个边镇向南进逼。1475年以后，任何一方都没有赢得大规模的胜利，但是袭击和讨伐战在这个时期连续不断。如果说北方边境战争没有真正地威胁中国的存在，它们仍占用了越来越多的防御预算的资金，并成为皇帝、政治家、将军和北方边塞内外长期受苦难的人民的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

    ① 关于更详细的论述，见牟复礼：《1419年的土木之变》[400]，载《中国的兵法》，小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编（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页。 ① 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再版），170，第4545页；夏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1959年北京再版），26，第1049—1050页。《明史》兵志提供的数字是错的；参见《明史》，89，第2177页。又见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1609页。 ①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读史劄记》[594]（1956年；1961年北京再版），第106—107页；《明史》[41]，89，第2178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及以下的内容，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514]（北京，1957年），第468页以下。 ① 引自谈迁编：《国榷》[498]（约1653年；1958年，北京再版），40，第2544页。 ① 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76页。 ① 这个时间及某些细节系根据屠勋的讣告；见焦竦：《国朝献征录》[76]（约1594—1616年）；《中国史学丛书》，6（台北，1965年），44，第71叶。关于萧敬，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北京，1976年再版），304，第7784页。 ① 《明史》[41]，300，第7676页。 ② 夏燮编：《明通鉴》[约1876年，北京1959再版），40，第1530页。 ③ 《明史》[41]，286，第7346—7347页。 ① 《明史》[41]，181，第4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