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败仗并最后丧了命。捻军的力量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李鸿章的淮军，在几次大战中也被新捻军击溃。

    学者们认为发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之围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年3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首领决定组成四支别动部队，每队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军队拟定由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国“梁王”封号的张宗禹联合率领。江地和罗尔纲都认为，正是太平军的影响才使捻军从此由正规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亦农亦兵”的）军队组成，并且这些部队还有了更集中的领导和捻军得以闻名的高超骑术。①但是正如 张珊所总结的那样，这个假设势必被合肥历史讨论会上提出的有着充分文献根据的观点所修正，因为张珊指出，赖文光的残余部队人数很少，而且骑马也从来不是太平军的特长。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捻军的旗制在1863年后还继续实行，而且持续到捻军运动结束时为止，而太平军一套组织术语显然没有被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军所使用。①

    不管怎么说，捻军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经常流窜，因此不得不特别注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年6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月份决定“空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前往。李鸿章后来说：“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成猾劲。”②捻军事实上已成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兵。此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军新别动队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有五千多匹马。1865年5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两千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军。③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年5月25 日任命曾国藩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1860至1861年，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年，刚被擢升为驻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六万名之众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进。6月6日，李鸿章派约六千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里面有一千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过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官回忆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且实际上被击溃了。①

    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至1866年制定的政策——首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②他悬赏搜集捻军首领的情报，并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偶然跟从捻军的人。他要圩寨坚守壁垒和保护里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粮秣，使之不落入捻军之手，这是传统的“坚壁清野”战略。新的圩寨村长由居民提名，知县批准，钦差大臣亲自发给职衔执照。村长然后不但编制倡首为敌者及“甘心从逆”者的“莠民册”，而且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全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取得“良民”身分必须有五户愿在村长前为他具结担保，而村长则向知县具结。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曾国藩专门派人充当他的“委员”去捻军大批出没的村庄调查，并与知县和“耆绅”咨商，查获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动分子。到1866年8月，经过十三个月的工作后，蒙城有五十九名捻军“惯匪”，毫州有四十六名，颍州有五名被捕和处决，惟徐州一名未获。有些委员仅作了调查姿态。他们既未得到知县也未得到“耆绅”的合作。在许多地方，新的村长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原来的“圩主”，只不过没有再被认出是捻军罢了。曾国藩因一些“莠民”实际上就是绿营士兵而感到震惊，同时对有些委员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①

    曾国藩“调查”圩寨的结果不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是有成效的，因为捻军在1865年7月已经离开他们的老窝，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失踪，再加上帝**队的日益加强，基本上说明了在侠盗的这些旧巢窟中又恢复了旧秩序。

    在曾国藩指挥剿捻战争的十七个月中，他还被认为对清廷的胜利贡献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实施封锁的战略。他在1865年7月提议，他最精锐的部队不应追击捻军，而应守住四个关键基地，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和河南的周家口。一年后，即在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要选择一些航道作为自然屏障，来限制叛乱者的活动。最早论述“画河圈地”的人可能是一度当过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把李鸿章最后战胜捻军的原因归之于曾国藩的战略，而罗尔纲等人是赞同这种意见的。②但这种说法把问题搞乱了。因为曾国藩的河流封锁战略是利用军队以及河流、河坝和运河来阻止捻军进入重要的、 但防守薄弱的地区，而李鸿章后来在1867至1868年实施的战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说的“觅地兜围”这个词来描述则更为恰当。他更多地利用骑兵和大炮来包围捻军，同时依靠河流和运河来阻止他们的逃窜。

    曾国藩从江苏徐州派军守卫四个省的十三个府，它们是通向直隶省和北京的必经之地。捻军骑兵这时依靠自己的机动性更甚于依靠民众的支持，这是因为清廷在华北部署了新的地方军队，民众起义的次数少得多了。因此，剿捻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捻军的运动速度和巧妙的战术与清军——特别是淮军——拥有现代武器的对应优势两者的较量。曾国藩估计捻军骑兵每日能驰骋一百五十里。在1866年6月，他注意到捻军仍缺乏火药武器。他自我安慰道，“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

    曾国藩认为，捻军强烈地希望进入繁荣的山东沿海区。赖文光认为太平军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坏了他们与外国人达成的和平协议。也许赖文光在1866至1867年希望与西方人友好接触并在芝罘取得他们的武器。1866年5月捻军企图进入山东，但被刘铭传击退，捻军的骑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要炮手毕乃尔（法国人，此时改隶清朝并当了总兵）的炮击。曾国藩建议沿运河建造河堤和设置木制障碍，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捻军不能越过。他在7月间把大本营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后，提议要河南也设置河防。军队要守卫两条实际上连接的河道（颍河和贾鲁河），它们组成了一条从淮河几乎直达黄河的航线。他希望切断捻军进入东部平原的途径，使剿捻更加有力。

    曾国藩的战略计划迅速被北京批准，但它不到两个月就落了空；同时也说明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9月24日，全部捻军在三个最高头目张宗禹、任柱和赖文光的率领下越过开封以南单薄的障碍，迅速东移，进入山东。10月1日曾国藩提出让在南京的代理总督李鸿章暂驻徐州，以便激励山东的淮军将领更加 努力作战。他认识到，李鸿章与刘铭传等真正的军人打交道，能比自己更见成效。他还提出，要让1866年3月以来任湖北巡抚的兄弟曾国荃在河南的战事中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在致李鸿章的机密信中说：“贼匪之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则流寇之祸殆不知其所终极。”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灭亡。曾国藩的战略已经失败，他只能再使用他那旧的和经过试验的办法。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别是李鸿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①

    在这关键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和潘鼎新兼用骑兵和大炮，把捻军拒于山东之外，并在因小说《水浒传》闻名的匪巢梁山训练使用英制的大炮。捻军战败后，其首领在10月20至23日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定。赖文光和其他头目打算重返山东，张宗禹及其部下将向西经河南直奔陕西，这样就分成了东西两支人马。张宗禹之所以启程前往陕西，是因为那里的东干回民之乱还在继续，他希望找到一个新根据地。②

    赖文光和自封为“鲁王”的捻军首领任柱12月再次被逐出山东，并于1867年1月侵入湖北。也许他们想仿效明末的叛乱者而进入四川。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对骑兵的依赖就把他们拴在平原上了。他们打算渡过汉水，但在2月份遭到惨败，于是在湖北放弃了他们的计划而后撤，6月份却又成功地突入运河以 东的山东省。①

    同时，1866年12月7日，清帝因曾国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辞呈，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李鸿章担任新统帅后，采用了在江苏建立的财政制度，②并且使用了现代武器和总数达四千九百人的骑兵（大部分来自察哈尔和满洲）。亚洲腹地骑兵和欧洲武器的结合，使流寇感到有压力了。

    山东的东捻在6月30日抵达芝罘附近，北京为之震惊。地方官请外国人援助，于是二百名英、法海军陆战队应邀准备保卫这一商埠。美国驻芝罘的领事发现捻军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他们并不杀伤人，除非遭到抵抗。”赖文光显然取得少数外国人的援助并拥有少量滑膛枪，但仅此而已。③

    就李鸿章而言，在豫、皖两省巡抚所派官兵的紧密合作下，在运河设置了外围封锁线。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勉强帮助下，又企图在胶莱河上设置内层封锁。当丁宝桢的一个将领守卫的那部分胶莱河失守时，李、丁二人都受到严厉指责。但叛乱者被迫退入苏北，并于11月份在那里再次战败。捻军不断企图突破运河的封锁，但都未能得逞。最后，任柱手下的一名“营将”受李鸿章重赏的诱惑而暗害了任柱。12月，捻军残部在离山东北部沿海不远的��河被彻底打败。赖文光逃到江苏扬州，在1868年1月 被俘和处死，他至死骄顽不悟。①

    随着迟早总要代替地方民团的省级军队的成长，帝国在各地方上的统治同时得到恢复。改编山东省一级军队时，湘军的训练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军，总数约两万人，尚未包括一千五百名满洲骑兵。②这些扩充的省军开始剥夺地方团练经理自行征收费用的权力。早在1864年1月1日朝廷就下令规定，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三省，只有那些“官为经理”的民团才准许继续存在。按照清帝批准的这一制度，1866至1867年在沿运河的山东省各城市成立了许多“团营”。“团长”可由绅士担任，但应听命于省级将领并由地方经管官员发饷，同时地方官员又设法通过其基层官僚机器来恢复税制。③

    东捻在山东正被歼灭时，西捻却远在陕西。1867年1月在西安附近，张宗禹狠狠地打败了陕西巡抚的部队，4月份又会同东干回民攻打西安。但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宣布了他对付捻军的先捻后回、先陕后甘的策略。10月，捻军被迫向北撤往高原，到11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现在的延安更远的地方。12月，张宗禹率领一万七千军队（大部分为骑兵）渡过了黄河的冰冻区而进入山西。④到1868年1月初，他进入河南北部，1月17日又 到了直隶省境内。2月3日，即张宗禹离开陕北后的七个星期，他已经逼近离北京约八十英里的直隶省府保定。

    清帝这时动员了京畿的精锐部队；他赏罚兼施，以此来激励邻近诸省的军队。由醇亲王率领并已扩充到近两万人的神机营留守京都。其他部队被动员进击，而新成立的山东军以及在1866年改编的勇营——豫军，迫使捻军再向南后撤。①由于有被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东南的黄河之间的危险，张宗禹率全军向东北突围，在4月进入山东。

    张宗禹渡过运河的行动是致命的，因为这可使官军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黄河、西面的运河和东面的大海来实施封锁的战略。5月16日，李鸿章奉命限期一个月消灭捻军，否则将受惩办。5月21日，他与追击捻军来到直隶并在那里全面指挥数省军队的左宗棠会面，商定了进行“长围”的战略。这战略旨在保卫从天津至黄河约四百英里的运河，它需要十万多名军队才能进行守卫。但李鸿章自己的军队连同山东和河南两支军队只能凑集约八万人，因此只能在两岸建立“长墙”。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都看到民众对官军怀有敌意，用军队强逼百姓来营造长墙会引起灾难。李鸿章除了命军队造墙外，还想出了“民捐民办”的制度。绅士们得到了钦赐封号的诺言，平民则获准免税。由于依靠“民力”，运河以西的直隶部分长墙在6月初完成，山东省的部分则在6月分稍后时竣工。②这时淮军迫使从直隶撤出的全部捻军进入山东北部 的包围圈。7月，张宗禹遭惨败，大批捻军这时响应了李鸿章投诚的号召。8月16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捻军运动至此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1—23、26—27页。关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者发现的告示，见附录，第241—243页，此告示最先发表于《进步日报》，1951年2月3日。 ②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5第31—32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跋，第244—245页，特别是第六条。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重印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1册第323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2第40—41页；卷5第31页。袁保恒：《文诚公集·奏议》，卷1第4页。 ① 邓永康：《1853—1863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从忠君到叛乱》。又见李棠阶（1882年）和孟传铸（1910）著作，转载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6册第171—172、300—303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第1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3第40、51、55—56页；卷4第12页；卷8第2、4、14—15、19—20、36、42、51页；《函牍》，卷1第9、12、16、19、27页。 ① 商人之子柳堂对捻军的家庭生活、捻军的道德以及纪律和组织作了详细叙述。此人于1858年在雉河附近被架走；见范文澜编：《捻军》，第1册第348—355页。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特别是第130—134页。又见第97、105—107页。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的张乐行的檄文和“自述”（1863）收于《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0日）马汝珩和刘守诒的一篇文章中。 ① 张瑞墀：《两淮勘乱记》，载范文澜编：《捻军》，第1册第288、291页。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99—101页；关于捻军的各次战斗，见第188—238页大事记。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2.2第8页；卷2.4第1页；卷6.2第13—14页。 ① 关于这些叛乱事例，见《豫军纪略》，卷3.3第2—4、16页；卷3.4第2、4页；卷3.5第6页。又见卷4.9第1、6、10—11页；卷4.10第1—3、21页；卷4.11第4—6页。又见卷2.3第1—2、3—4、5、7页。又见卷2.5第1、3—4、5页。 ① 奕訢等编：《剿平捻匪方略》，卷85第1页。 ② 见景甦与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特别是附录1和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Ⅰ（1840—1911年），第337页。《临清县志》，卷1第14—15页。 ① 管晏、赵国华等：《山东军兴纪要》，卷19A第1—2、4、8页。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过邓永康《1853—1863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一文的教益。 ① 《山东军兴纪略》，卷19A第7页；卷11A第4—5页。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264—26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5第12—14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13A第9页；卷12第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11第6—7页。 ③ 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历史学中的一个插曲》，载《中国论文集》，18期（1954年12月）第134—139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3C第1、7—8页。 ①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第9624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22C第11页。 ③ 《山东军兴纪略》，卷20A第1—3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35—36、58、67、71、92—96、117—118页。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22—223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20B第4页。《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92、122页。 ③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201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9C第8页。巴特菲尔德：《宋景诗的传说……》，第140—143页。江地：《1865—1866年的捻军战争》，（载《历史教学》，天津，1954年11月，第36页）所引杜松年（举人，1849年）关于宋景诗和捻军的评述。 ① 《豫军纪略》，卷1.3第8—9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38、40、46页。罗尔纲：《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特别是它的序言。 ① 张珊：《关于捻军的组织问题》，载《安徽史学通讯》，第14期（1959年12月），第34—38页；关于捻军的运动战，见同上，第39—50页。张珊的证据与一名芝罘的中国人的叙述是一致的，此人在1867年与赖文光的部队一起度过了两周；美国芝罘领事馆快信第33号，1867年8月24日。 ② 《豫军纪略》，卷9.13第8—10页；卷10.14第1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95第22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9页。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195第22页；卷205第12、13页；卷211第15、16页；卷214第33—34页；卷232第2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5页。 ① 见李鸿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礼》，第22—24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序言卷《自述》，第18—19页。 ② 蒋湘泽：《捻军叛乱》，第101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第26—30页；《奏稿》，卷30第51—52页；《批牍》，卷3第40—43、45—46、48—50、51—53、55—56、68—69页；卷4第1、2、5页；《书札》，卷13第33页。 ② 赵烈文为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写的序言。罗尔纳：《捻军的运动战》，第51—52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第19、20、30页；《书札》，卷13第17、21、22、34页。赖文光的“自述”，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第13—19、23、30—33页；《家书》，卷10第32—33页。关于毕乃尔，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第59—60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4—25、 36—43页；《家书》，卷10第28、37—38页；《奏稿》，卷30第10—12、45—49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5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1第4页。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 ① 王定安等：《曾忠襄公年谱》，卷2第12—16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72—73页。《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第43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184—187、198页。曾国荃估计湖北东捻的兵力为步兵三万人，骑兵为七、八千人。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24、46、47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5、29、52页。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278第16—17页；卷286第2—3页。《山东军兴纪略》，卷6B第9—10页。邓嗣禹：《关于捻军运动及其对清朝衰亡的影响的几点新意见》，载《纪念香港大学成立五十周年中国研究论文集》，第3集（1968年）第56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第49—50页。 ① 《李鸿章新稿》，收于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第2册第50—64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16—28页；《奏稿》，卷12第73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82第10—12、18—19页；卷288第9、22—23、28页。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4A第8页。《大清穆宗实录》，卷86第51—3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第4、36—7页；卷4第9、16页。 ③ 《十二朝东华录·同治朝》，卷28第16—17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第2629页。张锡纶：《军书汇钞》，第1册第305—306、479—481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第51—53页；卷8第11页。 ④ 张生旺：《西捻军在陕西的抗清斗争》，载《史学月刊》（1964年12月），第350—352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9第9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74第20页。 ① 如《大清穆宗实录》，卷211第24—27页；卷222第3—8、9—10、13—14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第1—4页。《豫军纪略》，卷12.12第5—6、8页；卷12.21第4—5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95第15—16、19、20页；卷296第2—4、7、11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2页；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册第114页注1。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14、16—17、20—22、24—25、31、41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9—80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第39、44—45、47—48页。关于百姓对官军的仇恨，见左宗棠：《左文襄公家书》，摘载于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223—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