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还未到达广州，就下令逮捕十七名广州犯法者和调查卷入鸦片贩运的衙门属员。象大多数高级官员一样，这位钦差大臣深信，广州是贪污犯罪的渊薮。行商比起大多数人来，只不过是略较富有的走私贩。因此他辞别京师经过六十天快马加鞭的行程驻节到越华书院后，就直接向当地士大夫求助，请他们在他打算进行的这场坚决反对该城所有敲诈勒索行为的斗争中给予协助。从他来到广州直到任职结束，他一直毫不踌躇地利用广州绅士设法禁绝吸食鸦片。这种做法有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所有这些，林则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预见，但他在当时解释说，为了治愈一种危险得多的社会病症，这是不可避免而必须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流弊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绅士私人盗用司法权和军权的现象还不明显，但到那时，要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权则为时已晚了。但是，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的确，随着他的禁烟计划在下一阶段——打击外国烟贩——碰了壁，他打击本国烟民的行动也就马上失却凭借了。

    林则徐最初切断洋药输入的努力表现在以下两个决定中：第一，利用具有保商（实际上是本国人质）资格的行商“控制”外商；第二，找出并扣留英国方面搞鸦片交易的幕后关键人物。这样，林则徐就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搞成了个人之间的冲突。 1839年3月18日，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通知行商，要他们三日内说服外商向中国政府交出鸦片存货，并具甘结答应永远不再经营洋药。否则，一、两个行商将被正法，余者将统统丧失其财产。这是欧洲人所熟悉的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