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英两国越来越疏远，它们的贸易代表反而越来越近乎。到1810年，监理委员会和公行似已结为一体，成了一个统一的英-中行会。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关重要的。的确，它们双方都希望互相帮助以反对新来的英、美散商的侵犯；这些散商是在垄断体制之外搞经商，因为他们认为垄断制度已过时和碍手碍脚。

    1785年第一只美国船到达广州。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私掠船失了业，安的列斯群岛不向它们开放，塞勒姆、波士顿和纽约的船主如饥似渴地注视着中国贸易。美国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从努特卡先是运来了人参，1787年后又从那里运来了毛皮。1806年以后，即当美国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獭被灭绝时，就从夏威夷和斐济收运檀香木，到1830年这也被砍伐殆尽。绕道合恩角的美国人也开始在西班牙美洲诸港出售欧洲货物以换取墨西哥鹰洋，然后将鹰洋运往中国以购买茶叶、丝和瓷器。这使广州贸易一年又增加了二、三百万元的现银，从而使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有可能激增。美国的运费与东印度公司的相比是如此便宜，以致美国人在英国可以付了茶叶关税后仍能以低于 东印度公司的茶价出售。到1820年，广州贸易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东印度公司、港脚商人和美国人分别经营。

    美国人自己并不愿步东印度公司之后尘，不愿付给行商以抬高了的价格去填充公所基金。相反，他们找的是非公行的商人，特别是寻找其行号麇集于广州各商馆周围的店主。但在1818年曾发现一店主试图自购生丝时，海关监督坚决主张：行商作为外国船只的保商，此后应当对非公行的经纪人作出担保。这对公行和监理委员会有利，因为大多数店主必须因此迁回城内。十年以后，有个盐商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外贸商行与美国人做生意，还得到了上述的那些店主的资助。当海关监督从该盐商得到一笔特别丰厚的贿赂后似乎正要默许时，象十七世纪的一些“特许权商人”那样，东印度公司利用总督的干预破坏了这个联合活动，监理委员会对中国官方干涉这次贸易的善意行动表示赞赏，但伦敦并不以为然。

    英、中两国的距离使董事会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使它的广州贸易组织中国化。例如在1810年，董事们发现，已将三百五十万两银子预付给行商。监理委员会总是辩解说，这些预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价降低了3.5％。当印度总督不得不用12.5％的利息借款时，伦敦询问，为什么为了得到这样微薄的收入就把那么多资金束缚在广州呢？这个逻辑是不能驳倒的，到1818年，监理委员会最后承认，茶叶生意很稳定，已经不再需要预付款了。①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推广到福建、中原地区和广东各地，愈来愈多的农民种植单一作物以满足世界对茶叶的需要。结果，当行商签订了下一年度的合同时，广州商馆几乎是若无其事地向行商停交硬币。虽然仍用现银付给经纪人以支付公所的各种款项，但在1825年3月监理委员会秘密会议以后，甚至连这一作 法也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