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进出出。①

    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年清帝许诺的每年四百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李鸿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一百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六十万两；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②1881年订购的德国船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五十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十二艘船——八艘小炮艇，两艘1，350吨的巡洋舰（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①

    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学生使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地是因为，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争技术。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②

    到了1873年秋天，四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十四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七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年，第一批三十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国后，他们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挑唆出来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①

    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国海军军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官员和一名年青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购的几艘阿摩士庄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章舰艇上的现役人员。②

    天津水师学堂在主要课程和学制方面（见上卷第十章）类似于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班。它开设两个科：一为1881年开设的驾驶科，一为1882年开设的轮机科。为了想吸引那些不进学堂就会受科举制度引诱的才智之士，李鸿章在水师学堂的告示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式舰只将给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进入仕途的新机会。在说到福州毕业生的时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当上了舰长。有些人现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过了勋章。”①这水师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只经过三年学习就毕了业。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处于戒备状态的舰艇上继续接受训练。虽然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参加这次冲突，但是由于英国是中立国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国海军的现役。他的一位临时的继任者德国人式百龄，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国海军中工作。

    ① 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页。 ②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页注35。 ①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页。 ②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页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页；卷26第38—41页。 ①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页；卷4第3—4、10页；《外记》，卷1第7页。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页；卷2·2第1—2、13页；卷4第19—24、26—27、32—33、37页；《外记》，卷1第11—23、44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203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页；卷4第26—34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华捷报》，1880年9月11日。 ① 福岛安正：《邻邦兵备略》，卷3第45—4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4、57—59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1880年）第127—130页。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页；卷1·2第41—42页；卷2·2第22页；卷4第36—37页；《外记》，卷1第14、18—21、23、36—37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57、197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6—17页；卷4第32—47页。 ①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页；卷2·2第1—8、13页；《外记》，卷1第50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46—147页。 ② 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第50—52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第37、39、41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页。 ④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页。 ⑤ 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5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7—478页。 ① 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页、73—77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页：卷40第52—56页。 ① 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46—49、177—178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页。 ① 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