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七十和八十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七十年代以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

    ① 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