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助手和仆役、受雇的劳工和普遍存在的胥吏。干着记录、送信、催科和地方性任务的吏役阶层充满着唯利是图之辈，他们许多人都识字，但合法的晋升道路对他们来说是堵塞的。一位按察使于1800年抱怨说，近年来书役超过了定员不知多少倍。原来有一个书吏，现在有了几个文案，原来有一个差役，现在有了十多个帮手。如果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话，吏役阶层在十八世纪时期是大大地繁衍了。①

    明末开始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后县级政权负担加重，这是这些员额膨胀的部分原因。②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压力也在起作用。各级政府都变成了越来越增多的职业大军所附着的机体，他们利用帝国的行政机器作为自己经济斗争中的武器。1803年一位御史的悲叹表明了这一斗争是成功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胥吏和幕友现在的衣着是如此豪奢，以致现在不再能够分辨人们的上下贵贱了。③这些冗员都要靠得自庇护网络结构的钱来养活，钱虽然掏自官僚的腰包，但归根结蒂是从纳税人身上用敲诈勒索的办法搜括来的。④

    十九世纪初叶是在这以前的一百年内中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顶点，⑤因此它产生了有教育的一代新人，这些人在文官制度中找差事，但文官制度的缺额并未随人口的增长而加多。结果是所谓 候缺的官员人数增加——这些人都有做官的资格，但无官可做；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生员，他们在低级科举考试制度中上了榜，但在攀登高级考试时因名额受限而被摈弃。①许多人设法捐买高级功名，这个办法随着政府因开辟新财源而越来越流行。许多人在谋取官职时受挫，也有许多人转而在官制以外谋求其他职业。

    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有些善于权变的文人想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管理**业中找出路。一种人是包税人；这种行业虽然悬为厉禁，但把老百姓的税收委托人代办（即所谓“包揽”），在地方社会上却是一种很流行的能赚钱的职业。另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是“讼棍”（“讼师”），他们在县衙门里帮别人包揽词讼。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些人看作是初期的辩护师，但在官场看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健讼者和莠民。清代的法律制度没有给他们以合法地位。但是很明显，又做包税又做包揽词讼角色的“刁生劣监”，在地方政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包税人能够给他们的庇护人以某种保护来对抗衙役的专横，而合法的健讼者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牍技巧和在县衙门建立周密的联系来润滑司法机器。这两种角色都与某些人所行使的地方行政职能的商业化有关，因为他们的政治才能未能得到合法的机会来施展。②

    从官方的观点看来，在地方的这些实权派集团中，书役是最阴险狡诈、最没法管束的。清代的回避制度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场风气都表明，县令都不甚了了他们县署行政工作的细微末节。因 此，虽然大家都承认书役为患之烈，可是没有了他们，哪个县令也办不成事。①

    ①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64、278、282页。 ① 珀金斯曾经研究了人口的增长对食品生产的关系，见《1368—1968中国的农业发展》，特别参看它的第2—4章。又见前引何炳棣《人口研究》第137—168页。 ② 铃木中正发展了这一论点，见他著的《清朝中期史研究》。 ① 关于功名名额的变动，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179—181、190页。关于童生问题，见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3第4页。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46页。 ① 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2第14—15页。关于基层官僚机关中冗员的例子，可见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3册第15页。 ②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74页。 ③ 罗振玉编：《皇清奏议》，补遗，卷4第9—10页。 ④ 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与幕友》，载《东洋史研究》，卷16第4期（1958年3月），第1—28页。 ⑤ 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6第2期（1967年2月），第194页。 ① 低级功名（如监生以及某些贡生）可以捐纳，所以取得这些功名以及其下的生员功名的人数就浮动不定。但举人和进士功名不许捐买，它们的员额在1702年后即被冻结。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平装本1964年版）第187—188、190页。 ② 关于健讼者，见贺长龄：《经世文编》（1898年版），卷46第9页；卷94第5—6页。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使用了：“刁衿劣监”一词，并且估计一个县就有几十个这样的人。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第1451页。 ① 王云五编：《道咸同光四朝奏议》，第1册第62—64页（1822年一位御史的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