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被中国人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两代又是中国的头等朝贡国。朝鲜李朝（1392—1910年）每年派三次正式贡使前往明廷，派四次正式贡使前往清廷，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从1637至1894年，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出使到朝鲜。①由于受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与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实际上，自1637年以来，朝鲜除了和中国有藩属关系以及偶尔和日本交换使臣外，它和其余国家并无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的王国”。

    朝鲜的开放

    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朝鲜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但是，朝鲜宫廷曾于1786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加以禁止；除了对航船遇难给予方便外，宫廷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这一毫不通融的立场，在幼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于1864年摄政以后变得更加僵硬。1866年2月，大院君又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并造成了对外国教士们的一场屠杀。10月份，法国驻华公使未获巴黎批准，迳自派讨伐队前往朝鲜。法**队占领了汉城南面江口的江华岛，可是在城外战败而退去。同年8月，一艘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驶抵平壤，以炮轰相威胁，要求通商。这艘船的行径如同海盗，它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也被杀。1871年，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公使镂斐迪调查此案。他随带五艘兵船前往。美国讨伐队要求在江华岛附近进行谈判被拒绝后，就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汉江。当朝鲜的海岸炮台开火轰击时，美国人也还击，大肆轰击江华岛。美国人由于没有受权作战而随即撤离。朝鲜人由此得出结论：他们既打赢了法国人，也打赢了美国人。

    总理衙门自知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在1867年开始劝告朝鲜和西方国家和解。到了1879—1880年时，中国人力促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①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在德川时期（1603—1867年）由对马地方的封建领主处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便改由东京直接掌管了。日本为了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和修订双方关系而派往朝鲜的使团，都被大院君拒之门外，因为他藐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而且认为日本天皇僭越“天皇殿下”的称号是不合体统的。

    为了报复这次冷遇，日本领袖们决定于1873年派一讨伐队前往朝鲜。这一行动将起到这些作用：（一）为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二）对中国在朝鲜的君临地位进行有利的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三）阻止英国和俄国的前进；（四）为1592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从西洋回国的日本领导人取消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进行一次对外冒险。

    不过，在1875年还是派遣了一支配备有炮艇的巡逻队。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遭到袭击时，他们便进行还击，并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同时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北京②探听中国的反应。这时，总理衙门正穷于应付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复说，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事从来悉听自为。日本受此鼓舞，力促开放朝鲜，清廷因一心避免冲突，便指令朝鲜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条约载明：（一）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二）互派使节；（三）开放三口对日通商；（四）日方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不能维护朝鲜的独立，中国没有履行其宗主国的权利。

    日本继在朝鲜的行动之后又于1879年并吞琉球群岛，这更使中国决心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以抵消日本的影响。北京责令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以便在商业上和外交上着手对西方开放朝鲜。1882年，他派遣马建忠和海军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鲜，目的是介绍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进行缔约谈判。1882年5月22日签订了美-朝条约：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设领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是朝鲜另发单独的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①此后数年朝鲜和英、法、德各国都签订了协定，并且它也按照中国模式着手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工作，尽管步子很慢。

    国内暴乱和国际政治②

    高宗于1873年开始亲政以后，他的“闵妃”（出身于有影响的闵氏家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她借此权力实行改革，而且还雇用了一些日本军官来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决心削弱她的影响，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满情绪，于1882年煽动他们攻打王宫和袭击日本使馆。闵妃幸免一死，日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本公使逃回本国；大院君重新掌权。丁汝昌提督和马建忠到朝鲜调查此案；为了防止日方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迅速采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并将他送往中国监禁。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鲜国王同意向日本赔款五十五万美元，派使团道歉，并允许日方在使馆内驻军和筑兵营。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

    1882年暴动以后，李鸿章率先积极行动，以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朝鲜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并送给朝鲜政府一批洋枪。李鸿章任命一名中国的商务代办以监督朝鲜的贸易，并指令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原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充当德国驻天津领事的穆麟德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本的侵略。

    1882年以后，朝鲜人中的亲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袁世凯和亲华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却竭力鼓吹朝-日友谊，并操纵金玉均所领导的亲日派。1884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试图在12月4日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但是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来和李鸿章商谈，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于1885年4月18日同意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一）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朝鲜；（二）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三）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这一协定实际上使朝鲜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声称它为唯一宗主国的权利，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国夺得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国际纷争因而加剧。日本看出了西方国家对它在朝鲜利益的威胁，便采取了鼓励中国加强控制的政策，借此来抵消别国的影响和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李鸿章不懂得日本的这一用心，果然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正当中国在朝鲜盛极一时时，日本的经济和军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到1894年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与中国角逐了。

    使原已紧张的局势更为加剧的是：1894年3月，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死者的尸体运回朝鲜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虽然外相陆奥宗光声辩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为战争推波助澜。这些组织怂恿东学党叛乱，使之成为向朝鲜派兵的借口。

    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本来是宗教性质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变成了政治运动。东学党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年）是一个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扩张，创立了号称集儒、道、释精髓而为一的“东学”信仰。朝鲜政府视它为邪教而加以取缔，并于1864年将崔济愚逮捕、论罪和斩首。这一教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逐渐吸引了一些胸怀政治野心的人士。1892年，东学党人要求开禁，但被拒绝，他们的组织奉令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