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十九世纪时汉人已开始向满洲移民，这使先前与外界隔绝的、操通古斯语的旗人和部落民的偏僻地带到二十世纪变成了中国发展中的工农业地区。满人通过八旗戍军和部落联姻进行统治的那种早期方式已被打破，汉族移民不断流入并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从而把满洲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与中国本土连在一起了。在十八世纪之末满洲地方的人口大概已超过一百万，到十九世纪中期又翻了两番。②

    官方是禁止汉人向满洲边地（吉林和黑龙江）移民的。但是在整个十八世纪，清政府日益举棋不定，时而封锁移民，时而对汉人渗入柳条边佯作不知。到1800年，想要保持奉天为满族的禁猎地，或使其不受汉化，显然是已经太迟了。不过在吉林和黑龙江，人口和文化方面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不如南部显著。清朝政府——至少是它的最高层——还是竭力阻止移民，力求减少汉 文化与满洲边地的接触。例如在1811年，北京政府就曾明令重申，禁止汉族移民，一如既往。

    清朝政府之所以极力要保持吉林和黑龙江的旗人和部落的特点，被认为有四个主要动机。一是想为清王朝留下退路，如果满人必须放弃中国的话；二是想保持一支不受汉文化影响的八旗军后备力量，以维持满族对中国广大人口的统治；三是想要保护清廷对人参（一种价值很高的发情剂和药用植物根茎）、貂皮、珠宝和黄金的垄断；四是想要保持满族文化和满族王朝的祖宗传统。

    现在看来，这四个理由就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没有一个是很令人信服的，虽然头两个理由在那时还有其原来心理和战略方面的某些意义。即令如此，满人在1800年时已不需退身之路。后来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本土爆发起义时，清政府使用了大量的满洲旗兵，但是在1800年，这些军队也许除索伦兵外都缺乏训练和装备，毫无斗志，不象是一支清王朝用来准备维护对中国统治的军队。不仅如此，当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清王朝鉴于俄国人即将来犯，应该鼓励汉民前往黑龙江以维持清帝国对当地的控制才是上策。只有汉人才有能力充分开发满洲的资源，如果政府鼓励移民并谨慎地把垄断项目包给汉人的话，它本来可以从人参、貂皮、珠宝和黄金等物产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同吉林相比（且不说黑龙江），汉化的奉天更是满族的老家和满族帝国的发祥地；因此，防止满洲边境不受汉族影响，并不可能保留住满族的信仰、文化和传统。总之，到十九世纪之初尽人皆知，要阻止汉人移民、偷猎者和逃犯前往满洲边境，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随着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迅速膨胀，汉民北移的运动加速了。由于满洲南部的汉族农民已达饱和，越来越多的汉人更往北流。满洲边境当局不可能阻挡这股洪流，便开始向定居的汉民征兵征税，即使这样，地方当局仍未通过征收土地税来完全正式确 认这些定居者的地位。地方当局也有可能支持汉民移往边境，这是因为前来定居者开发了满洲的经济资源，从而提供了额外的收入。

    到十八世纪末，吉林城镇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汉民，黑龙江也大概如此。尽管公开禁止，清政府还是向满洲委派了汉族官员前去治理移民区。到1800年，黑龙江以南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点汉语，许多满人甚至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母语，此即汉化的结果。蒙古人则散居在满洲一部分边远地区，过着与定居汉民和满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只有他们才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①黑龙江的汉商虽然可用汉语同满人进行贸易，但是要同蒙古人作买卖，还得学习蒙古语。黑龙江以北人烟稀少，生活原始，能说汉语的人一定是很少的。清政府曾在1765年派遣富僧阿到此地调查。他夸大其辞地报告说：江北渺无人烟，其地严寒，水草牲畜俱无。②

    满洲在地理上是非常有助于安置中国迅速膨胀的人口的。东北部土地肥沃，尽管它的生长季节比清帝国其他农业地区短，满洲农民还是可以期望得到适量的雨水。不仅如此，满族征服中国时曾征用大量的满洲人口，使得处女地未被开垦，即便是已耕地，也由于农业技术比中国本部者简陋，产量仅及汉族农民所得的一部分。

    在十九世纪之初，东北边境森林为中国市场提供的人参和貂皮，比起满洲的农业潜力更为人们所知。在十八世纪，毛皮和人 参的供应量已经下降。毛皮供应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俄国人已经大量进入东西伯利亚。不过在1800年时，合法的或走私的人参貂皮买卖也还兴隆。除此之外，满洲的山山水水和森林还生产黄金、珠宝和木材，还有大量令人讨厌的蚊蚋和咬人的昆虫。根据二十世纪的情况判断，疟疾一定也很流行，尤其是在满洲东部和黑龙江流域，不过这种疾病对人口的影响尚不清楚。肺结核、天花和梅毒必定也是很普遍的。①

    “满洲”是欧洲人的称呼，而不是汉人或满人的称呼，这指的是满族王朝的发祥地辽河地区和北部边境的部落民地区，包括按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黑龙江流域。满洲是中国行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称它为东三省。因此根据法律来说，它不是一个附属国。奉天位于东三省最南部，省会是盛京（今沈阳），同时也是清帝国的陪都，不过纯粹是名义上的都城。这样一来，盛京也有一套由五部组成的行政机构，即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类似北京的六部，但缺吏部。这五个部分管满旗的许多事务，也管理不断增加的汉人的民事事务。同时，奉天还设将军一人，他也有权治理旗人，在许多方面与盛京的五部有重床叠屋之感。这便造成政事的冲突和混乱，导致大量的治理不当，使得吏治腐化，官僚主义的弊端丛生。

    满洲北部两省是吉林（省会即称吉林）和黑龙江（省会为齐齐哈尔）。两省都由将军统理军政和民政。也与清代亚洲腹地其他地方一样，将军必须由旗人充任：首先是满人，其次是蒙古人。他们管理旗人和汉民（农民和城镇居民），也管理其他部落民地区。清政府不打算把那些部落编入旗制，因此它们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组织。

    满人入关之后，清政府按照入关前的旧制（除满洲）将满洲北部和东部诸部落编为新旗，由满、蒙、汉人构成；又在归牙剌、北虎尔赫、赫哲、索伦和锡伯等部，以及操蒙古语的达斡尔部，建立所谓新满洲旗，把他们编入帝国的军队，受吉林和黑龙江将军指挥。这些编为旗兵的部落构成清军的一部分，得到免税的旗田以维持生计。他们参加吉林和黑龙江一年一度的冬狩，由将军直接统率。除了在黑龙江行猎的旗人外，他们不纳贡。这些行猎的旗人是特殊的一类，既充当满人正规戍军的辅助力量，同时又被要求进献贡物：清政府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各户人口多少来征收贡品的。

    在边远的黑龙江流域和濒海地区，把所有部落都编入旗制是不现实的，因此清政府只满足于将它们视为国内的纳贡者，实际上让它们自行其是。毛皮，特别是昂贵的黑貂皮和黑狐皮，要定期向清廷进贡以示忠顺。有时也许可这些部落民进京纳贡，由理藩院负责管理贡使，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则由各部落将贡品送到指定交纳地点，主要的地点是三姓、德棱或穆棱。清朝的收税官就在这里挑拣上等皮毛，不够标准的都听任出卖。这样一来，那些收纳贡品的地点便发展成为定期集市，汉人和蒙古人都定期前来贸易。清廷回赏之物对满洲边境来说是奢侈品，它们的市场价格高昂；因此，那些部落酋长通常都将其出卖。例如濒海地区的头人，一般都把清帝回赏之物卖给日本官吏以换取毛皮，再卖给汉商。①为使满洲北部诸部落同清帝国连系在一起，清廷还授以爵勋。起初，还把满族姑娘嫁给部落酋长，以联姻来联盟，但是过了十九世纪初就不再采取这种方式了。

    1800年之际的满洲社会，主要是由三大集团组成，即旗人、汉人和部落民，他们又各自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从人种学 来说，他们也互不相同。旗人包括信仰萨满教的满族，绝大部分信仰西藏黄教（格鲁派）的蒙族，和信仰佛教、儒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的汉族。部落民有几种宗教，但是一般都归之于萨满教；他们的族源很杂，大多数讲通古斯语，但住在库页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