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当作一种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以**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