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省份的联盟以防外部入侵和内部纷扰。满洲的张作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联合反对吴。张利用1921年末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以他自己挑选的人梁士诒取代靳云鹏。吴佩孚利用据说是梁的亲日政策攻击他，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通电战”，各方都指责他方的政策和所说的爱国心，同时宣扬己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首领们在整个1922年的头几个月中相互交换这种通电，并在春季发展成为军队和枪炮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从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的明显优势方面来看尤其是如此——打败了奉军。张退回长城外，直系军队没有准备好向那里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控制，免除了所有张的官职，但张干脆宣告满洲独立于中央政府，仍旧以完全分离的方式进行统治。

    张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在孙派出一支军队北伐以配合奉军后，他自己名义上的下属陈炯明攻击了孙的总统府。孙设法得以脱身，但政府被颠覆，北伐也停止了。尽管这一行动满足了陈炯明自己想当广东督军的野心，但很明显，也是依照与吴佩孚的协议而采取的，仍是军阀联盟的混乱状态的另一个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主要派别。吴对军人职责的看法和关于忠诚的儒家原则使他不可能公开与曹锟断绝关系，但对于政府他却有不同的打算。此外，每人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他们首领的地位来求得自己的升迁。这两个派别用来进行斗争的显示胜利与失败的主要手段就是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北京的新统治者在战争之后立即迫使徐世昌下台。吴请黎元洪重任总统。同时，他恢复旧国会，这个机构于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然后在1917年又被黎元洪解散，其残留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一年，即到1923年6月，并证明是比第一次更大的失败。直系军阀不给他实权；只有军阀们同意，他的任命和决定才能生效，而且他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来维持总统的机构。在黎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前半期，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而曹锟无法实现他成为总统的渴望。但是在1923年初期，曹锟的追随者靠行贿收买而成功地把由吴的支持者组成的内阁赶下了台，并任命曹锟提名的人组织政府。他们掌握主动，决定干到底，选曹锟当总统。首先，黎元洪必须离职，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把他赶出北京。曹锟于10月当选，代价是付给每个投票拥护他的议员5000到7000元。

    仍在关外盘算的张作霖谴责曹的选举非法，并宣称他的职责是使国家摆脱曹和吴这样的卖国贼。张在1922年战败以后，重新训练和整编了他的军队。到1924年他已恢复与南方的孙逸仙结盟，并且作好准备要再次与直系军队一试高低。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通过议会重新统一国家的希望，并且断定，只有打败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达到统一。张作霖当然是最触目的典型。

    在常见的交相指责的通电战之后，战争于1924年秋季爆发。几个星期以后，当吴靠近长城的军事行动看来进行顺利时，他的一个部下倒戈，并导致战争意料不到的结局。冯玉祥这个基督徒将军突然离开作战地区并迅速回师北京。1924年10月23日他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赶回来试图带领其他直系军阀反对冯，但他们还来不及帮助吴，吴的军队就全线溃败，吴只好逃往华中。

    1918年以后冯被看作直系的成员，但他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他曾经冒犯吴，批评过吴的个人表现，并于1922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要求提供的款项。另一方面，吴曾限制冯扩大部队，还将冯调离河南督军的职位，改任北京一个很容易受攻击的职务。因此，如果直系战胜奉系，冯也并不指望个人得益；相反，吴扩大势力将使他更容易控制冯。

    由于这一背景，冯接受了大笔贿赂转而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是以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由将在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许诺。对金额有不同的估计，但很可能在1500000元左右。①冯多年来受资金极为短缺之苦；他从吴的胜利中也不能有多少指望，他因而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人有两个目的：第一，预防他们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失败；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以便恢复日本和段政权1917—1920年的互利关系。

    张作霖的权势，1925—1928年

    冯的政变和吴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转变，这进行了大约一年。一开始，这两个胜利者都给了他们自己与新的权力分配相应的正式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即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和直隶五省的正式权力。冯依次被委负责西北即绥远、察哈尔和甘肃三省。与冯联合的一些军阀侵入河南和陕西，取得了对这两省的控制权。张派他的军队进入山东、江苏和安徽，但是一个长江军阀迫使他退出上述后两个省份，并使它们加入他在长江省份中结成的五省联盟。吴佩孚试图利用其资历和声望以求得有真正权力的另一个职位，几个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中几省名义上的领袖，并和他的长期敌人张作霖联合去和他的新敌人冯玉祥作战。

    直系1924年的失败在北京政府的正式构成中自然有强烈的反应。最后段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他于1924年11月就任临时执政之职，发布临时执政政府组织条例（见第5章）。

    预料中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于1925年最后几个星期开始。到这年年末冯已明白他不能取胜，他放弃他的职务离开了这个国家，希望他的下级能够在随后讲和中给他保留下点什么。张什么也不给保留；这个满洲军阀这时与吴佩孚结盟，吴对冯怀有强烈仇恨；张继续攻击冯的部队，打算将它彻底消灭。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到1926年年中冯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地撒退到西部。他们的消息还会听到，但张和吴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然，他们的胜利预示了狼狈不堪的北京政府的又一次变化。

    1926年4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段到使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府，但是张作霖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4月20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会。在1926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1927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10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府的衰落达到了极点。从1926年年中到1927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一切争端，外交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他受最有权势的军阀指挥。①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进而承担政府的正式职责，这将使任何人都感到宽慰。张作霖于1927年6月17日宣布自己为大元帅，并组成军政府。尽管设立了一个内阁，包括一个总理，但这个政府大体上是由张的部下组成，他像一个军事独裁者那样进行统治。但是，和1916年以后的所有全国性政府一样，张的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他兵力所及的地方，这就是说主要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这个势力圈也很快受到了挑战，因为广州的持不同意见者已经组织了一支革命军，而且开始北伐，要从军阀的手里夺取中国。张的部队最后战败，他于1928年6月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① 《革命文献》，第7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也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② 袁最早的正式任期从1913年10月10日开始。这时以前，从1912年3月起他已经担任临时总统。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38—148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见其《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131—145页。 ① 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