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初，铁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扩大了。这些发展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新的机会。但是在20年代早期，正当农业资源的新供应（美国棉花种子及化肥等）出现，农民的观念开始变化时，农业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结果，这些新的投入在内地依然很少，并且难以看见，没有真正影响到大多数农村。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里，贸易的增长和作物的专业化造成了上市剩余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1894年至1911年间，铁路路线增加了26倍。与此相对照，1911年至1927年间仅增加35%。①铁路加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了。②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1890年到1910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1876年到1890年间，粮食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26%和38%。③但在1890—1905年期间，相应的数字为300%和600%。到1911—1915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2%，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1%。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间，所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4.8%。④

    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口仍不足25万。在1900—1938年间，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年增长率约2%，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①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1895年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18岁至45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②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食的需求一直很大。③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

    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在1920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19世纪70年代后，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农民们种植花生。②在1900年至1937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③棉花的种植也遍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10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1939年进行的，但涉及的时间超过25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1939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①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