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不受欢迎。1913年1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①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 《中华年鉴》，1913年，第514页。 ② 《政府公报》，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年7月13日），第2—3页。 ② 同上，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页。 ③ 同上，243（1913年1月9日），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