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30年代，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年代也已急剧扩大。例如，在1935年，中国约54%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但是，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又已经显示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①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②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① 《北华捷报》， 1936年9月16日，第482页。 ②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44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页。 ② 同上。 ① 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第48—49、66—70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18—22页；费维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339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