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国民党诸派系(2/2)

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的文官政客;尤其敌视CC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①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①他认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②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页。然 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 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页。 ①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②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页。 ① 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 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 者。 ② 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次成立于1935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 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 ③ 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①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年5月27日。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0页。 ②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页。 ③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页。 ①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 日),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