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有些中国人尊崇他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有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者。然而，不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

    由蒋介石来继承孙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从预见的。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卫、胡汉民或廖仲恺；他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然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首先，他是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  1923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1926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个将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司令官。①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年1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1928年开始聘用德**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顾问和教官。鲍尔及其他德**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例如，汪精卫1927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汪精卫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同样，胡汉民在1932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孙逸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1912年和1922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在1927年春被**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人所困扰。或许，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预付款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势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千计的**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偿；**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月25日，他们再给蒋介石700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月约达2000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①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