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了。1917年8月14日，段政府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冯最后在这个问题上与段取得一致，但黎元洪仍坚决反对，促成一场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作为中国参战的交换条件，段希望从列强得到财政援助，以增强他本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段的政策得到中国内部三种势力的支持：第一，段本人领导的北洋军阀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围的集团，西原借款的主要渠道；最后，议会中梁启超周围保守的共和党人。后者反对革命党和孙逸仙的国民党。积极反对中国参战的是那些有商业利益的人，他们希望从中立中保持繁荣，而国民党则担心参战会使段政权得到加强。

    在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先通过增加西原借款，并禁止一切给南方国民党的借款、军火和民间帮助。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到1917年8月末，134名反段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选举孙逸仙为新的军政府的大元帅。

    随着段政府宣战，日本对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间，向段政权提供了约14500万日元，相当于约7250万美元的共八笔西原借款（其中只有500万日元得到偿还）。这些借款受到以国民党为首的反段分子的猛烈攻击，因为这使国内的不和升级，而且支持了反动政权。于是这项借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成长的催化剂。①

    段与寺内政府之间的勾结并未就此结束。当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新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止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冲突时，日本怀疑苏维埃与德国结盟。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担心，它寻求阻挡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浪潮，并为此建议与段政权结成军事同盟。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东京同意合作以对抗俄国境内敌对势力的增长。5月16日，两国签订了一项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接着又分别签订了一系列详细叙述陆军和海军合作的协定。这些协定的条款中日双方都秘而不宣，两国只声明谈判在进行中。这种神秘状态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他们担心中**队基本上正被置于日军控制之下，也担心这些协定只是日本渗透的另一种表现。全中国爆发了反对协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在抗议声中回国。①

    日本政府积极维护段祺瑞的立场，事实上从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加强了段政权，并对华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一开始就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归于失败。无论如何，日本和段政权之间签订的军事协定，随20年代中期段政权的倒台而失去所有影响。1921年1月28日，中国通知日本全部废除这些协定。

    与上海的南北和会几乎同时召开的是巴黎的凡尔赛和会。当和会拒绝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要求时，中国代表团退席，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游行示威。外交事务对国内政治的冲击再清楚不过地得到了证明。②

    ①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04页以下。 ① 见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①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27页以下。 ② 见本书上卷，第8章（史华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