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关于汉学和“中国文明的自我形象”,见芮沃寿:《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21.2(1960年4—6月),第233—255页。在发挥本文时,我大大地得益于玛丽·克莱尔·贝尔热、马克·埃尔文、费维恺、刘广京、孔飞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评论。 ① 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32页。 ② 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尼维森、芮沃寿编:《行动中的儒学》,第54—58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分开的内和外,例如见张寿镛等编:《皇朝掌故汇编》,3卷。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年),第3—4页。 ① 参阅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章。 ② 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国的知识构成,1860—1920年》。 ③ 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9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内地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年),第92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年)的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① 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特别不够。关于隐喻思维的一次受欢迎的讨论,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50页:“科学的概念都是……产生于由具体隐喻作出的抽象概念”;第53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② 中国寻求与西方类似的事物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① 小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化,见他的《宋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8月),第479—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