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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与连续性:分期(2/2)

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1912—1930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中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激进分子力图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而保守分子则力图使之分离。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过把军事和政党组织与反帝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又和在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下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结合起来,革命扩大了范围。国共两党的联合与北伐,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1927年中国**及其同盟者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的决裂,揭示了两者目标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曾因两者共有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而暂时掩盖起来。仅仅控制大约两个省份的南京政府当局对下述问题悬而未决,即由新的官僚体制的现代化国家完成变革,还是在更平等和不那么集权的基础上,继续动员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去完成变革。①

    1931—1949年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第一,在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打击。英国和日本放弃金本位,迫使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惊人贬值,而美国政府的收购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生丝及其他出口货物的国外市场价格暴跌,日货的倾销使中国摇摇欲坠的棉纺织业受到打击。农产品价格在商业化的中心地区,比普通商品价格下跌得更快,跌到1929—1931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损害了农民,也损害了地主。①资本缺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业,政府税收遇到各种问题。1931年长江流域的严重洪水,1934年同样引起灾难的旱灾使国民党处境更加困难。尽管在1936年有些复苏的迹象,但经济的改善又为日本的进犯所阻止。在20世纪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城市中层阶级的生活,而且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陷于大混乱。农业地区趋于经济自给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1931年9月占领沈阳,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河北,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占领的是沿海最发达地区,而不是全中国;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条件。问题变成了哪个党能在这个国家的农业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最充分地动员民众,建立军事力量。战争使这种竞争从官僚政治的现代化转向社会革命。

    第三,中国**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后,在**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党内权力斗争的长期历史,**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在许多根据地参加了革命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会。这种革命最后于1949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① 见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国的饥荒大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3卷第1期(1983年6月),第291—332页。 ① 即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译者。 ② 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③ 见S.M.琼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特别是第3章。 ④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07—214页。 ① 见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35—602页。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2章,《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