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发表不同政见而沦为政治的牺牲品的可能性似乎比过去小了。

    政府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举行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地方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其他方式。但是，在70年代发展起来的怀疑主义使许多城市居民怀疑这些机构能否拥有和能够拥有多少自主权，把坦率批评当局的人选进这些岗位后**能否容忍。由于市民们经历了这些年来的许多事件，所以许多人都恢复了过去对政治的传统观点——政治是个不可预知的和危险的领域，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卷入。结果是政治气氛发生了重要变化。市民急切地要求加入中国**的人比以前少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人们竞相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落后”的人常常处于遭受污辱的危险之中，而到了70年代末，感到孤独和被人看不起的恰恰是这些积极分子。官方的政策帮助促成了这种局势：官方赞美专家们的贡献和威胁要降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干部的级。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又制造了一群心怀不满的人——数以千计只凭政治积极性为自己赢得名声，结果感到他们地位受到威胁的人。在80年代初，至少部分强调加强政治工作和“红”的美德，也许对这些人从感情上来说是一个安慰。

    由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到了**以后时期还在延续，这使人们感到担忧。的确，逐步结束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计划和允许满腹牢骚的青年返城但又不能安排他们的就业，可能又加重了城市犯罪问题。1979年以后，由于新的新闻政策允许对主要犯罪案情进行报道，加之对执行新刑法所作的广泛宣传，人们感觉到的犯罪危险或许比真正的犯罪率还高。人们留恋过去的好时光，那时候他们能在夜间独自一人无忧无虑地散步，公共道德水准极高。在**以后时期，这种怀旧情感依然很强烈。

    1976年之后，人们对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倾向，总的来看大多数人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前10年对文学和艺术非常荒谬可笑的控制以及强行用刻板的社会主义清教徒式的习俗进行统一，不仅使文化生活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而且强迫市民取消了怀有情感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当种种限制在1976年稍稍放松之后，效果很大，变化明显。新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虽然按国际标准还不够大胆，但是显然已经冲破了原来的条条框框。爱的感情，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各种悲怆的结局——这些和其他因素都推动了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书店、电影院和舞台上开始出现斑斓的色彩——许多**和新作品问世。西方著作被允许引进的规模之大为过去30年所未见。外国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外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可以公开上演，外国电台的广播也可以再次合法地收听（虽然台湾电台和香港电视节目仍被排除在外）。对于城市群众来说，实现由《红色娘子军》到《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的转变是个令人惊叹的变化。

    在被忽视了的单位，文化和娱乐生活也重新开始受到重视——学校课外活动丰富多采，单位的聚会和社交活动增加，等等。宗教活动也开始被当局再次容忍，朴素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也得到了恢复，有的家庭又重新养起了小动物，还有其他一系列曾被禁止了的民间活动都开始复活了。在家庭仪式方面，有的市民迫不急待地利用对自由主义放宽限制之机，在结婚典礼或丧葬时大肆挥霍浪费并举行一些复古的仪式。总之，随着人们从过去那种僵化死板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当时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出现了一种好像一切都“变活了”的趋势，而且不出所料，这种转变很快便会引起官方的注意，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变化走得太远了，官方劝阻举行豪华的结婚筵席或效仿西式风尚及**以后时期出现的现象。自由化的趋势并没有扩展到所有的领域。如前所述，就在这个时期，老百姓传统的多子多孙的愿望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当局实行了奖罚分明的措施强制性推行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的政策。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受到广泛的欢迎。一部分变化是人际之间那种极端偏执和小心谨慎情况有了缓和。偏执和谨慎是以往紧张的政治局势造成的。但是，**以后时期的政策允许很多家庭把他们的子女从农村“领回来”；使大批被强制性工作安排而同其配偶分居的干部夫妻团聚，俩人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大批曾被污辱的人得以平反昭雪，并可以着手修补被破坏了的亲属和朋友关系；那些在政治压力下被迫离婚的夫妇破镜重圆，甚至出现了一个复婚的小**。此时，在许多方面，市民们都可以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恢复接近正常状况。当然，人与人相互接触和联系的恢复在某些情况下，起了使人们交流怨言和痛苦经历的效果，对政府当局来说这种变化的含意就变得忧喜参半了。

    在**以后时期，开始重新评价城市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控制城市发展特别是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没有系统发表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字，但是很显然，在**统治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总人口增长的速度。1953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3％，1964年上升到18.4％，1982年上升到20.6％。①而且鉴于城市地区本身有特许权力的性质，如果不是那些年对农村流入城市移民的严格限制和把“过剩”的城市居民放逐到中国的农村地区的话，城市的发展速度一定还会更快。虽然有的城市如北京和武汉等发展迅速，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控制，所以它的“老大哥地位”——它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事实上下降了：1953年为8％，到1982年下降到4％。①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城市发展的控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些代价的一部分是几年中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城里家庭而产生的愤怒和痛心，以及那些最终返回了城市的人生活遭到的破坏。但是官方和政策也并没有达到其促进城乡结合的目的。到了70年代末，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同农民发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别比1949年之前要明显得多，被剥夺了种种城市里才可能有的机会的农民常常对城里人抱着一种不满和轻蔑的态度。②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以后时期的领导人发现，中国的城市在刺激经济发展和革新方面，没有起到他们应该起到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些领导人没有拆除反对农民永久性向城市移民的障碍，但是他们采取了步骤加速城市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创造力，称赞大城市的主导作用，使许多中小型城市对其周围的农村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这些措施表明，他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以前的政策防止了中国会像发生在第三世界其他地方很普遍的城市无计划的蔓延和过度城市化等问题，或许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阻碍了整个经济的推动力，不仅仅损害了城市。究竟城市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仍将是今后有争议的一个热门课题。

    ① 参见法新社报道，北京，1979年2月4日，载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年2月 6日。 ① 例如，一位到中国访问的人在观看一场音乐演出的时候，发现女主角用歌词表达了她希望把 她红色的花朵敬献给的人：“多少年来我们赞美工人和农民而忽视了科学家，我留着这些，准 备献给那些努力学习将来成为科学家的孩子。他将领导中国的现代化。”W.E.加勒特： “中国著名景点”，载《国家地理》杂志1979年第156期，第548—549页。 ② 最后一个数字转引自罗森：“教育改革的障碍”，第11页。 ③ 例如，参见朱迪恩·班尼斯特提供的关于上海的统计数字：“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 避孕措施”，载《中国季刊》，1977年6月第70期，第268页。整个国家的情况，请查阅安 斯利·J.科尔：《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952—1982年）》，第5页。 ① 例如，根据对中国两个城市市民时间的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夫妇每天在家务活方面花费 的时间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要多。另外，在家务活上花费的时间与孩 子多成正比——没有孩子的妇女平均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有一个孩 子的妇女每天要花费4.3个小时；有两个孩子的妇女则要花费4.7个小时。参见王雅林和 李金荣：“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177—190页。 ② 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10页。 ① 材料来源于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130页。 ① 这种比较只是一个近似的比较，因为城市人口的确切统计数字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城市的疆 界也在变化之中（虽然这些关于城市地区的数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它并没有把城市周 围的县级地区算进去）。这里的数字均来源于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第 81—103页；《北京周报》1982年第45期，第21页。 ① 实际上，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人口随时都在波动——从1949年的440万增加到1953 年的620万；1958年达到720万；1971年降为570万；1982年则又增加到630万。参见班 尼斯特：《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第259—260页。另见《中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的主要数字》第14—15页。显而易见，这些城市的人口统计数字有时会使人误入歧 途，因为他们忽视了相当一大批在六七十年代进入城市干“临时工”的农村人。在80年代， 这些为数众多的没有户口的农村人住在城市里，往往一呆就是很长时期，现在已经成为官方 讨论的一个潜在问题。 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79年粮食收购价格上涨和农村组织和政策自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 趋势扭转了，至少暂时扭转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额在1979—1984年的增长速度比同期城 市居民的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