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的清明节几乎是专门用来纪念当年1月逝世的周恩来总理的。在北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广场，他们献花圈、发表讲演、朗诵诗歌，想以此来悼念总理，联想到“五四运动”，这次自发的示威被冠以“四五运动”之名。但是，工人民兵、警察被用来镇压这场示威，4月8日的《人民日报》称示威为反革命运动。“四人帮”的这个定性直到两年多以后，即1978年11月21—22日，才被揭发和推翻。此后，过去只能秘密流传的悼念周恩来的诗集，得以正式出版。

    只是在推翻了对**事件的结论以后，文化气候才开始有了决定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判、遭逮捕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这又被看作是新的信号：新政治领导人赞成对文学艺术采取一项不同的政策。

    1978年公开平反的有：艾青（诗人，1957年遭批判，1958—1976年被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周立波（小说家，1966年受迫害）、周扬（文艺理论家，官员，1966—1967年坐牢）、刘白羽（短篇小说作家，官员，1967年受批判）、夏衍（剧作家，官员，1965年受批判）、欧阳山（小说家，1965年受批判）、王若望（评论家，短篇小说家，1957年和1962年受批判、坐牢）。

    1979年平反的有：陈荒煤（评论家，1966年遭迫害）、周而复（小说家，1969年遭批判）、廖沫沙（杂文家，1966年遭批判）、刘宾雁（短篇小说家，1957年受批判）、丁玲（小说家，1955、1957年遭批判，1958—1970年被送到东北劳改，1970—1975年坐牢，1975—1978年在人民公社）、王蒙（短篇小说家，1957年遭批判）、吴强（小说家，1968年遭批判）、阳翰笙（剧作家，1966年遭批判）、杨沫（小说家，1967年遭批判）。

    对有些作家来说，平反来得太迟了。1978至1979年间，被宣布平反的已故作家有：赵树理（小说家，1967年遭批判，1970年死于狱中）、冯雪峰（评论家，诗人，1957年遭批判，1976年因长期患病而死）、老舍（小说家，1966年遭批判，同年自杀或他杀）、柳青（小说家，1967年被捕，约在1977年死于狱中）、罗广斌（小说家，1966年遭批判，1967年自杀或他杀）、邵荃麟（文艺理论家、评论家，1964年遭批判，1971年死于狱中）、陶铸（评论家、官员，1966年被捕，1969年死于狱中）、邓拓（杂文家，1966年遭批判，同年自杀或他杀）、田汉（剧作家，1964年遭批判，1966年被捕，1968年死于狱中）、吴晗（剧作家、杂文家，1965年遭批判，1966年被捕，1967年自杀）。

    平反通常是无条件的。邓拓的《燕山夜话》（1961—1962）曾于1966年5月遭到最残酷的批判，1979年，北京出版社重印了15万多册。其他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最后，胡风（1955年被捕）于1981年获得平反。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30年代的文学作品、欧洲文学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了。1978年出版了巴尔扎克、高尔斯华绥、萨克雷、马克·吐温、莎士比亚作品的译本，这一势头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发展。

    在新作家中，刘心武是第一个尖锐地涉及文化大革命恶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引起了全国的瞩目，①它触及了被文化大革命牺牲了的年轻人的犯罪及犯罪渗入他们正常生活的后果，卢新华是另一位很快就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在小说《伤痕》（1978年，也译作《伤口》）中，他按**去世、四人帮被捕后剧烈变化的政治气氛，分析评价了一个所谓进步的女儿和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的母亲之间的关系。这篇小说获了奖，并被收入一短篇小说集再次发行。②这部短篇小说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卢新华的小说成了“伤痕文学”的典型，这是描写正直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文学。这种暴露文学确实具有真诚的激情，但看来它们也服务于一个政治目的：加强了旨在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后果的邓小平派的力量。加入清算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队伍的作家还有：陈国凯、茹志鹃、高晓声、王亚平。他们的作品也时常影射大跃进。刘宾雁和王蒙是1956—1957年“百花齐放”期间活跃一时的作家，现又重新登场，并异常活跃。

    偶尔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夸大文化大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