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于作为重建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新的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是由革命干部、军人和群众领袖的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组织。在重建过程中，毛还让解放军起主要作用。第一个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1967年初发出的，从春节之后的那一学期开始。同时，1967年3月，毛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②

    中央这些关于夺权后的指示，给了干部和保守派所需的机会。造反派称这些后来反对他们的活动为“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接受了这一定论。为改变支持当权者的保守势力所造成的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央于3月发出警告，群众组织的领袖在革命委员会或文化大革命中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会被否定。这就掀起了批判副总理的**。这些副总理与周恩来一道，试图在政府各部采取有节制的夺权策略，这就推动了“二月逆流”。

    不过，此后，中央再不让造反群众像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发动他们时那样来控制这场运动了。3月，命令解放军进驻学校，表明毛要对此加以控制。此后，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协调和平衡各派力量之间的权力。这些力量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官员、以**为首的解放军，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组织的人员和互不相容的群众组织。在全社会革命委员会中建立的三结合与毛操纵的这场运动顶峰时期权力的三位一体是相一致的。同样，1967年1月以后群众组织的分化也反映出在权力平衡中各主要派系之间方针的不同，尽管各自继续宣称他们忠于**。

    迫在眉睫的任务很让人为难，对每一个受打击的干部的案子要进行鉴定，要给他或她的错误定性，对他们对**思想的立场做出判断。“好”的干部可以复职，甚至可以成为新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于在各学校和工作单位中分成了许多派别，因此，难题是怎样在这些群众组织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群众对近几个月的冲突仍然记忆犹新，有时很难容忍不同派系的人坐在一起，在谁当学校新领导的问题上也难取得一致。一个组织支持复职的干部自然会被其对手否决，其对手支持的干部也会遇到相同情况。随着不同意见的增多，个别成员可能会退出这一派而参加另一派。

    根据3月7日毛的命令被派到各校的军代表成为决定性力量，如果不是特别指派，他们本来是不参加进来的。实际上，他们的任务是要把长期不和的各派重新组成一个统一的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然后参加组建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当初的目的，是要重建红卫兵组织，以替代从前的共青团。

    但是军代表筹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并不值得称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央的阶级路线保持一致。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坏分子本人（并不是他们的子女），如果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不肯悔改，就禁止其参加群众组织，甚至不能重返工作岗位当教师或干部，这一规定并没有引起矛盾。这些人被归为以前所定的“牛鬼蛇神”之列。他们被遣送回乡，在群众监督下接受劳动改造。而那些出身好的则应作为学校中新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这一规定却引起了紧张局面。此外，“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①

    军队本身就由阶级出身好的人所组成，在精于世故的城市青年看来，它绝对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占支配地位的。他们被训练成服从命令听指挥，不会长时间停留在理智地评判互不相让的中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上。因此，军队支持那些出身好的人，但并不在乎他们属于哪一派，也不管在此之前他们曾做过些什么。当然，还是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才能成为新的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在干部及其复职问题的争论中也只有他们的话更起作用。一般说来，出身好的人愿意接受中央对干部宽大处理的方针，故而他们成为学校中解放军的天然盟友。

    中产阶级的学生对这种阶级路线的重新出现十分不满，因为这种路线当初曾使他们不能充分参加这场运动。现在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他们又一次被降到次要地位。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被拒绝参加红卫兵组织。正因为如此，1967年春天，保守派与激进派才又一次分裂。两派之间的分界线和从前一样主要是在权力关系上，两边的参加者常常处于同一种境况。1966年后半年，由于放宽了参加运动的条件，增加了斗争对象，阶级界限的划分曾发生过变化。1967年，对象被打倒后，在谁能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问题上，群众组织又发生了分歧。

    与激进派不同，保守派较愿意与前当权者妥协。阶级背景问题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别，尽管这种区别不总是绝对的。那些“红五类”分子，尤其是生于当权者家庭的，往往倾向于保守派。尽管任何一个学校都存在着不同的组织，但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分裂中，这些组织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另一边。全市或全省派系的联合，使这种分裂进一步扩大。在北京，保守的组织把自己与“天派”联系在一起，之所以称“天派”，是因为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组织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与之对立的“地派”，是由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个组织所领导的。在广东省，保守派团结在“东风派”周围，而激进派追随“红旗派”。

    但是激进派在权力均衡中不会有主动权，除非官方政策再回到1966年后期那样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是不会同意的。而且，中央的态度是妥协和模棱两可的，官方一方面想要保持“一月风暴”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要探索一种在中央切实可行的平衡措施。这就使个别领袖有很大余地在各方面操纵群众力量，直到他们之间发生武斗。对于产生的分歧，文革小组一般站在激进派一边，解放军站在保守派一边。周恩来表面上在双方之间斡旋，实际上则倾向于保守派。

    在军队最初进入学校对全体人员进行军训时，其目的是要促进联合，加强纪律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这一目的。天津的延安中学被树为这方面的典型。①军训可能还做了一件事，即为武斗增加了一个机会。因为正是在1967年春季到秋季，很多地区的派系斗争才升级为严重的武斗。现在，运动参加者把破坏性冲突的矛头直接指向对方。

    1967年7月发生了武汉事件，地方的保守派绑架了中央文革小组派去的调查员之后，**用其著名的口号“文攻武卫”把激进派推上了舞台。此后，他们盗用部队的武器，不久，两派都有了武装小分队。这一时期激进派情绪再次高涨，有些组织开始攻击整个权力结构和所有的干部，不管他们是不是“好”的毛主义者。有些人甚至要求继续彻底重新分配社会政治权力。同时，他们还攻击政府领导人、保守派群众组织和解放军。

    此刻，毛又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干预。8月初，激进的“五·一六”兵团被曝光，该组织是受中央文革小组某些成员领导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早已策划好的反军队当权者的运动被取消。9月初，**撤回她武卫的号召。新措施的宣布清楚地表明运动的巩固价段开始了。秋天，又宣布了重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工人，而不是学生，被正式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学生因犯错误受到批判。春天，他们接到回学校复课的通知。    1967年底，毛以同一种调子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目的是缩小斗争目标，重申对干部采取宽大政策，维护解放军的统一，使不和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才最后形成。各省争权的领袖们，包括解放军、干部和保守派与激进派的群众组织代表，都被召到北京。在文革小组、周恩来及军队的积极监督下，他们自己商讨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办法。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并没有因大联合而消失，它们被带进新的执政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激进派对由解放军支持的日渐强大的干部—保守派联盟来说，明显处于守势。中央在1968年春天发动了最后一场反右倾运动。双方利用从解放军那里夺来的武器进行武斗，甚至把当地驻军也牵扯了进去。激进的争论者当时宣称，“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关于干部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同时，“资产阶级的”干部被复职，而革命干部却靠边站。而且激进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在被挤出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问题的斗争还在进行时，有些激进分子就退出了斗争，他们预料他们这一派会成为“为革命付出的部分代价”。①

    1968年7月中央发出严禁武斗的命令，毛召集北京的红卫兵领袖开会，会上他严厉批评他们参加内战。②他们拒绝停止内战，毛遂亲自命令工人进入学校去阻止战斗。他送给驻清华大学工人**思想宣传队的巴基斯坦芒果被作为是毛支持工人进入学校的标志而传遍全国。在学校，他们与解放军一起制止武斗，并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组织大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学习，做了许多**思想宣传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是要对这次群众运动作最后的永久性的结论。

    官方指明要正式撤职的对象，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五类”，如果必要，他们会受到惩罚。可是，每人都要受审查。所有的老师都要进行最后一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评价他们在运动期间和以前是否符合现在已拔高了的毛主义的标准。尽管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公平的，但到 1968年后半年，由于新的革命委员会中既有阶级出身不好的和出身好的，也有各院校中现有的工人和解放军，因此使新出现的权力均势不可逆转地倒向保守派干部一边。①

    巩固阶段

    1969年 4月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肯定了这些发展。大会宣称，作为政权机构的各省革命委员会已胜利建立。但革命还没有结束，因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因夺取政权而消亡，还要继续进入斗批改阶段，还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报告强调全国各单位的斗批改应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巩固党组织，精简行政机构，让知识分子下去参加劳动。为把革命进行到底，当前必须贯彻执行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决定”中规定的无产阶级政策。①

    因此，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按毛最初制订的路线发展着：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它来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他的路线。斗批改的主题是重申群众运动的必然性，它贯穿于从“十六条”（第一条）到毛1967年3月关于派军队进驻学校以及从九大直到1970年初的整个过程。教育革命的政策路线作为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也同样一开始就包括在1966年6月招生制度改革的决定及8月的“十六条决定”（第十条）中。

    根据这两项政策声明，教育制度应该彻底改革。应设计一种大学和高中招收新生的新办法，因为现有的办法不能从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固有模式中解放出来。新的挑选方法应以推荐和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以使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升学。另外，教学、考试及升学等一切安排都要与教育内容的改革同时进行。学习的时间要缩短，课程要少而精。虽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他们也要兼学别样，如工业、农业知识及进行军事训练。通过这些学习来判断如何最好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材要简化，新教材要在**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写。所有学生，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都要学习毛的著作。这场更大的阶级斗争范围内的彻底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权威在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力量基础，要把精神贵族滋生地与他们的堂皇气势和世袭宠物一起摧毁。②

    ① 威廉·欣顿：《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页。 ① 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页。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① 这一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的负责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副部长名单见朱莉娅·匡（音）：《转 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页。 ① 关于极左路线的最著名论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1968年1月的 “中国向何处去？”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190期（1968年 6月 4日），第 1—18页。 ② “中国**中央委员会文件”，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 96页。 ① “**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正在大专院校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规定（草 案）”，1967年3月7日；及“**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1967年2月19日。二者均被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87、 100页。 ① “中发 85号（1967年）文件”， 1967年 3月8 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 852期（1968 年5月、6月）。第96—98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 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① “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于《红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9月 30日），第1—2、20—21页。 ② 《**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469—497页。 ① 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动 的学生和教师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 尔顿与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欣顿： 《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与罗纳德·N.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 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 《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凯瑟琳·S.金德曼：《在外国人 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载于 《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 ①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 5月 9日），参见第 904期 （1970年 4月 20日）。 ② 《人民日报》，1966年 6月 18日及8月 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