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的数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与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当然，不同之处是苏联的这两种部队原来就比中国多得多。这表明苏联的工业基础更雄厚）。苏联边防部队增加了大约6万人，这些人可能都被用于巡逻中苏边界。不过，苏联边防部队的总数约有30万，与中国边防部队的总数相等。总之，中苏两**队新增加的人数是大体相等的。考虑到双方都把对方的威胁看得十分严重，而双方军队新增人数都不很多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这也许表明，双方战略的实质都是防御。两**队增加的人数大体相等表明，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一方大规模扩军会使另一方急起直追，从而促成一场双方都得付出极大代价的军备竞赛。

    苏中两**队的部署（1969—1976年）

    表2                          （以师为单位）

    双方军队在边界地区的部署情况，可作为这些结论（有少数例外）的佐证。表2显示的是1969—1976年间，每年驻守在有关地区的中苏两**队数目的变化情况（以师为单位）。原来，中国在北京、东北、内蒙古、兰州和新疆等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比苏联在远东部分和南部有关地区（如土耳其斯坦地区）拥有的军队要多。到1968年，中国在这些地区有47个地面师，苏联在上述地区可能有22个师（远东部分15个，南部有关地区可能是7个）。表2清楚地表明，70年代初苏联军队的集结速度非常之快，而在同一时期，中**队只略有增加。到1973年底，苏军的集结已大体完成。此后增加的主要是后勤供应部队和武器装备，此外还提高了现有战斗部队战备状态的级别。中**队到1973年才开始大举增兵，在18个月中从47个师增至70个师，1975年中达到了78个师。中**队动作迟缓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直到1971年底**的问题解决之后，毛及其追随者才得以调集部队，更换将领；①直到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后，北京才感到南方的安全有了保障，可以把驻守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前线的主力部队调到北方了。1972—1974年间调兵活动比较频繁，在这之后的两年中，中国只向边界地区调遣了8个师的地面部队。这期间，中国还通过扩建生产建设兵团、训练更多的民兵和加强民防来弥补不足。

    表3  苏联和中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1969—1976年）

    虽然通过这些统计数字和部队的部署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到1975年中苏两国在边界地区的军队数量大体相等，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定两**队的构成和火力强弱也是相等的。表3罗列了中苏两**队拥有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数目。苏联的核武器运载工具远远多于中国，核弹头也比中国的多。虽然苏联得保留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用于遏制美国，或者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战争，但所剩的用于对付中国的核武器仍然非常之多。这意味着（假定每个运载工具运载的核弹头平均超过一个）苏联拥有非常可怕的破坏力量。到1975年，中国拥有大约430件核武器运载工具（不包括米格-19、米格-21和F-9型战斗机，它们是用于拦截、侦察和战术支援的），而苏联则拥有4735件（不包括数量很大的喷气式战斗机，其中很多是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只要把其中的20％用于中国战场，也有大约950件之多。苏联拥有强大且分散的防空系统，足以拦截和摧毁中国的大部分伊尔-28和图-16型飞机。还有一点，苏联的每个地面师都拥有核武器，如地对地导弹或小型的班携战术核武器。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70年苏联拥有此类核弹头3500枚。假定这些核弹头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例和红军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例（1975年166个师中有43个师用于对付中国，约占26％）大体相当，那也有880枚之多，更不用说莫斯科在常规武器、火炮、装甲车和战场上的机动性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了。因此，到1975年为止，苏联的军事力量一直占有很大的优势。

    ① 《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10月24日，第4页；《**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页；《纽约时报》1969年8月7日；《经济学家》，1969年9月21—22日，1970年4月1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4月30日，第112—114页；《纽约时报》，1970年7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9月4日，第359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1月4日；亨利·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外交事务》第5卷第3期（1972年7月），第545—553页；《经济学家》，1972年5月6日，第49页；《纽约时报》1972年9月11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9月10日、14日；F.O.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在俄罗斯东部地区看世界第三大国”，《国防与经济》，1974年10月，第424—428页；《世界报》（德国）1969年7月10日；《洛杉矶时报》1969年9月13日；《纽约时报》1969年11月30日、12月30日，1971年10月7日，1972年5月6日、9月10日，1974年2月24日；《世界报》（巴黎）1970年9月5日；《航空航天技术》，1974年5月20日，第64页。 ② 《纽约时报》1969年8月16日、10月28日、12月7日，1970年7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2月26日，第18—19页；《红星报》，1970年3月5日，第4版；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1971年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5月9日，R6—7）；《苏联动态》，1974年6月17日，R19—22；《每日电讯报》1974年6月15日；《巴尔的摩太阳报》1974年8月5日；《明报》第103、104、105期（1974年7、8、9月）上刊登的黄辰时（音）等人的文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5年4月23日。 ③ 《纽约时报》1970年2月3日、5月19日，1971年11月1日；《苏联动态》，1974年3月20日，V1。 ① 《**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页；《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8月17日、30日，9月12日，11月30日；《经济学家》1969年9月21—26日；《纽约时报》1970年4月1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9月4日，第359页；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国防与经济》（1974年10月）；《世界报》（德国）1969年7月10日；《纽约时报》1972年7月25日；《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1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1月7日。 ② 《红星报》1972年2月25日，第3版（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4卷第9期〔1970年3月29日〕，第1—4页；《纽约时报》1972年2月26日）；《新时代》（莫斯科）1972年11月30日，第16页；《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8月5日，第23—24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3月23日；《中国动态》，1973年12月13日，A4—6；《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3月11日，第33页；《中国动态》，1974年4月8日，A12—13；《苏联动态》，1974年7月16日，C1。 ③ 据1970年10月17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第35—36页）报道，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有60万人，内蒙古有20万人，黑龙江有20万人，青海有10万人；《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11月7日，1970年1月28日，3月1日，7月22日；《中国动态》，1969年9月30日，G1；《北京周报》，1972年6月23日，第22—23页，1973年6月2日，第14—15页；《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3月26日，第5页。 ④ 《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11月30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月16日，第46—47页；《中国动态》，1974年5月23日，K1—7；《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15日；《中国动态》，1974年8月5日，K1、L1；《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1月29日，第30—32页；《中国动态》，1975年2月2日，第61—62页。 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1969年11月21日，12月28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4日，第485—486页，1970年1月22日，第4页；《纽约时报》，1971年1月4日，6月5日；《远东经济评论》，1973年4月9日。 ① 《纽约时报》1970年6月21日，7月5日、20日；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1972年1月22日的《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了许多细节；《纽约时报》1973年7月5日，1974年1月2日。 ② 《纽约时报》1969年9月13日，11月2日；《红星报》1970年1月21日，第4版；《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2月26日；《经济学家》1972年5月6日，第49页；《纽约时报》1972年9月1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9月14日；《世界报》（巴黎）1970年9月5日；《洛杉矶时报》1974年6月21日；《经济学家》，1973年8月4日，第36页；《文学报》（苏联）1974年5月15日，第9页（见《苏联动态》1974年5月21日，C1）；《苏联动态》1974年8月7日，C1—2；《纽约时报》1974年9月29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5月6日，第30—34页；哈里·盖尔伯：“核武器与中国的政策”，第13—17页；拉尔夫·克拉夫等编：《美国、中国与军备控制》，第140—143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3页。 ① 这些资料出自1968—1975年间的《军事平衡》（年刊）和1969—1975年间的《战略研究》（年刊）。这两份刊物都是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 ① 如要了解详情，可参阅托马斯·W.鲁宾逊：“1972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的发展”，《亚洲概览》1973年1月；鲁宾逊：“1973年的中国”，《亚洲概览》 197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