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②

    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决。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问的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动的控制。③此外，中国仍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内政。④再加上8月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遂导致西哈努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来随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奠定以后支持**暴力革命的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度，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能够合作，缅甸国内**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年与缅甸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而大力镇压**势力时，中国听之任之；而且，1964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分开反对。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白旗派在内部的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纯政治军事组织，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②其次，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陈毅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访问了仰光。③此外，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主义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把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部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官返回了仰光。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①

    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确实太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的规定摘下佩带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要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规模示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②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支持**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的话，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政府。北京还让白旗派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③形势在6月的最后三天内急遽恶化。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内的过激分子造成的。他们违背（实际上破坏）了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处心积虑维持的对缅甸的立场。缅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应的反应。7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了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到查封，左翼团体遭到大规模镇压。缅甸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及亲华分子的舆论攻势，并驱逐了几名中国记者。④随后，两国不可避免地断绝了外交关系。同年夏，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之后，中缅关系才开始恢复。

    外交部走向极端

    香港、金边、仰光和其它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如果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夏没有走向极端，外交部长陈毅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外交部的一些档案没有被人为地毁坏，这些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和后来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就这些事态的发展加以研究，因为它是中国内部事务和外交实践之间的纽带。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是：工作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破坏势力对国务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扰。但是，这些干扰活动的时间先后长短各有不同，它取决于各部的实际情况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发展阶段。外交部是各部委最晚卷入的单位之一，遭受劫难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在1967年夏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明显不同的是，外交部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仍然在运作。但是，它的运作是妥协的产物。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重新整顿紧密相关。

    因此，1966年夏外交部长陈毅接受了党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组。不过，他和其他各部部长一样，把工作组用于维护外交部各部门的完整和免受造反学生的干扰。①1966年秋，**十一中全会正式决定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毛召回了工作组，允许红卫兵在外交部和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陈毅不许红卫兵干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他和往常一样坚守职责。他和其他各部的头头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希望局势能够好转。②

    然而，束缚激进主义的绳索一旦解开就难以再收紧了。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学生和工人开始到处“夺权”。“一月风暴”有意识地把全国和大多数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推进了混乱的深渊。1月18日，外交部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对陈毅的批判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陈毅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自己承认有“七大罪状”。①当然，陈和主持这次万人大会的周恩来的想法一样，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白”来避免造反派干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借周恩来的权威和**的暗示来保住自己的职位。这个办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一些左派被搞掉了。以后的两月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较为理智的。

    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策略到1967年初夏便不灵了。首先，中国在这期间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②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显然严重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但是，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外交部各部门和各驻外使馆（随着外交人员很快返回驻在国）都走向了极端。其次，1967年1月，**号召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军队临时作为一支稳定秩序和相对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争，在“三结合”（解放军、老干部和红卫兵）时把有经验且不太激进的老干部摆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月，军队就因这种做法（被称为“假夺权”）受到了批评，不得不给造反派更多的权力。这样，陈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压力。这次的压力来自“批判陈毅联络站”。不久，北京举行了反对陈毅的公开游行。1967年5月，经周恩来同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①

    再次，造反派纠集了一些争强好胜的领导干部，共同反对外交部长陈毅。中国和印尼是1967年4月最终绝交的。当时雅加达驱逐了中国代办姚登山。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人物。陈毅想使中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动的大冲击。②

    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月13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外交部，打断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还带走了机密情报。5月29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姚派在部内争权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③

    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年盛夏达到了**，因为毛要让全中国人民获得他认为非常必要的革命新经验。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两方面对外交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①造就了新英雄王力（尽管是暂时的）。他和姚登山一样凯旋而归，回到北京。权力很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一。8月7日，他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次遭到批斗（在  8月   11日和  27日的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待了一系列新“罪行”）。②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做主张给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③俨然以外交部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激行动既不愿也无法加以制止，直到8月底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终于震惊了毛派领导人，迫使他们从原来的立场往后退。9月1日的一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④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到清理和审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① 《纽约时报》，1966年7月1日，第4、11版。 ②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170—183页。 ③ 《纽约时报》，1968年11月1日，第1、10版。 ④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20—269页。 ⑤ 卡诺：《越南史》，第12章。 ① 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第4章；外国广播信息处：《远东动态》），1966年8—10月。 ② 关于秘密信件及有关事情，参阅“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 月），第216—217页；关于界河航行规定，见《人民日报》，1966年4月20日；苏联人未 接受这些规定，如果接受的话，他们就等于承认中国对所有的有争议的岛屿和这两条界河的 航道都拥有主权。 ①  W.A.C.阿迪：“中国与越南战争”，《密宗》第8卷，第6期（1966年11—12月），第233— 241页；安泰顺（音）：“中苏争端与越南”，《环球》第9卷，第2期（1965年夏季号），第 426—436页；哈罗德·C.欣顿：“中国与越南”，见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卷，第 201—236页；约翰·W.刘易斯：《中国与越南》，见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简 报》，第53—56页；劳伦斯·普拉特：《北越与中苏紧张关系》，第197页；罗伯特·A.鲁 本和罗伯特·法雷尔合编：《越南与中苏争端》，第120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莫斯科、 北京、华盛顿与越南的战争”，见阿伦·A.施皮茨编：《当代中国》，第14—20页。 ② 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廖广胜（音）：《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国内政治和外交 政策之间的联系（1860—1980）》；戴维·W.P.埃利奥特编：《第三次印度支那冲突》中由 萨特、波特和加雷特撰写的章节。 ③ 唐纳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力与1965年10月政变”， 《亚洲研究杂志》第27期 （1969年），第237—249页；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第144—170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93页；第29期（1967 年1—3月），第196—197页。 ① 《远东动态》，1967年1月30日。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9期（1967年1—3月），第193—195页；第30期 （1967年4—6月），第242页。 ③ 同上，第30期（1967年4—6月），第244页。 ④ 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第294—295页。 ① 《苏中关系（1945—1970）》，第304页。 ② 1966年9月至1967年夏的每一期《北京周报》上至少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③ 托马斯· W.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背景、发展和 1969年3月的冲突”，《美国政治学评 论》第66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1177—1183页。 ① 威廉·希顿：“毛主义的革命战略与现代殖民：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亚洲概览》第10卷， 第9期（1970年9月），第840—857页。爱德华·厄尔·赖斯：《毛的道路》第364—375页；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212—217页。 ① 《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 10—12月），第221—223页。 ② 后面将更多地谈到姚登山的情况。 ③ 《纽约时报》，1967年5月25日；“远东经济评论”，1967年 8月 1日，第 229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6期（1968年 10—12月），第 172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 219—221页；第32期 （1967年10—12月），第225—226页；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 （1968年7—9月），第194—197页；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25—147页。 ③ 罗杰·M.史密斯：《柬埔寨的外交政策》；迈克尔·莱弗：“柬埔寨与中国：中立主义、‘中 立’和国家安全”，见A.M.哈尔彭编：《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迈克尔·莱弗：《柬 埔寨：寻求安全》；梅尔文·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生存的政治：外交政策相互影响研 究》，第3章。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77—78页。 ② 同上，第79—81页。 ③ 同上，第121页。 ④ 同上，第121页。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4章。 ② 约翰·H.巴杰利：“缅甸与中国：一个小邻邦的政策”，见哈尔彭编：《对华政策》，第303— 328页；罗伯特·A.霍姆斯：“1962年以来缅甸的对华政策”，《太平洋季刊》第45卷，第 2期（1972年夏），第240—254页；林恩·B.帕斯科：“中缅关系（1949—1964）”，见安德 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国际问题论文集（1965）》；弗兰克·N.特拉格：“中缅关系；友 好时代的结束”，《环球》第11卷，第4期（1968年冬季号），第1034—1054 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在缅甸的颠覆活动”，《印度**人》，第3卷，第 1—2期（1970年3—6月），第6—13页。 ③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07—108页。 ①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14页。 ② 同上，第 115—116页。 ③ 同上，第116页。 ④ 同上，第117—118页。 ① 梅尔文·格托夫：“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见鲁宾逊：《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第317—318页。（以下简称《外交部和外交事务》） ②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18—322页。 ①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2—325页。 ② 当时只有黄华一人未被召回的原因，现在仍不太清楚。也许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国门之外至少需要留下一名资深的观察员，尤其是在中国在非洲惹出的麻烦已迫使那里的许多外交 人员撤回国内的情况下。 ①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6—331页。 ② 同上，第332—336页。 ③ 同上，第347页；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见鲁宾逊编：《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第259—265页。 ① 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中国 季刊》（1971年7—9月），第413—438页。 ②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47—351页。 ③ 《红卫报》，1967年9月15日。 ④ 于尔根·多梅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188—199页。 ⑤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64—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