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明弘光朝一大批文官武将中，坚决抗清而有所作为的只有史可法一人。史驻守扬州，统制四镇之兵。清兵攻占扬州时，可法率众顽强抵抗，城陷后，豫王犹欲劝降，史可法正色曰：“天朝大臣岂肯偷生作万世罪人？”终不屈而死。清兵在扬州屠城十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大屠杀。在此之前，钱谦益曾“疏请援扬，自出督兵”，但因弘光帝“慰留而罢”。所谓“刺闺痛惜飞章罢”就是指这件事。不过，作者这样写，在“痛惜”之余，似有替自己开脱罪责之嫌。因为即使牧斋上疏援扬获准，他能否像韩世忠那样和强敌拼一死战，或者像史可法那样保持民族大节，宁死也不肯“偷生作万世罪人”？回答是否定的，牧斋后来的降清，事实证明他既不配当韩世忠，更不配当史可法。
诗以“年年流恨绕新亭”作结，充满惆怅、感伤之情。新亭又名劳劳亭，故址在今南京市南。据《晋书·王导传》载，东晋初年，士大夫纷纷渡江南下，“每至暇日，相要（邀）出新亭饮宴。周??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在古典诗词中，“新亭对泣”这一典故，多用来表示对故国的眷恋和哀思。牧斋在临终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于今敢下新亭泪，且为交游一惘然。”（《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他在死神将要降临之际，才“敢下新亭泪”，这固然说明当时环境之恶劣，同时也表明他对故国至死未能忘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这种大义凛然，不以贪生害节的崇高品德，正是古代正直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钱谦益的失足降清给他带来奇耻大辱，这是无法辩解的。但他晚年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悔恨，“苦恨孤臣一死迟”（《后秋兴》之十二），“国恩未报是心魔”（《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二首》），企图用自我谴责来洗涤心灵深处的污垢。这一点，后人诚然已经看到，而且应该给予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