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翻《曾国藩全集》，一篇《禁止掳船告示》映入眼帘，笔者饶有兴趣地浏览一过，茅塞顿开，领悟到有清一代诗歌创作中之所以以“捉船”为题材的诗篇经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的道理，而且对吴伟业《捉船行》的写作背景及其社会意义，多少增添一点感性的认识。《告示》写道：

    照得近来各营弁勇，掳船之风日甚一日。或并无差事，掳船而卖放；或多揽货船，闯关而包厘。即有统领营官在途同行，亦复纵容兵勇鱼肉船户。无论重载之船、家眷之船、养病之船、送柩之船，一概强掳讹索。或本系上水，而强之下行；或本系小划，而强之远行。甚至驱逐客商，攘占货物。又有游勇、土匪假冒各营之名，到处掳船。长江大湖，支河小港，骚扰几遍。商民久含怨怒，厘税因之大减。船户固不聊生，军士亦将饥饿。急应严行禁革，以肃军政而裕厘饷。嗣后，……一概不准掳船，只准民价和雇。如敢故违，定以军法从事。

    冗长的引文，令人看得有些不耐烦，但有一点十分难得，这位堂堂的清朝大臣对“掳船之风日甚一日”深感忧虑，“商民”“船户”固然不满，却未必会引起这位大臣的重视，但“厘税因之大减”，“军士亦将饥饿”，才使他感到此风非煞不可。这也是此篇“告示”的着眼点。可见，掳船之风当时已严重到何等地步。那么，一纸文书是否果能遏制住风行已久的恶习，那只有天晓得。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掳船之风在清朝初年就十分盛行，且看吴伟业的《捉船行》：

    官差捉船为载兵，大船买脱中船行。中船芦港且潜避，小船无知唱歌去。郡符昨下吏如虎，快桨迎风摇急橹。村人露肘捉头来，背似土牛耐鞭苦。苦辞船小要何用，争执汹汹路人拥。前头船见不敢行，晓事篙师敛钱送。船户家家坏十千，官司查点候如年。发回仍索常行费，另派门滩云雇船。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码头住？

    事实上，曾国藩的《告示》是在这首诗问世之后二百多年写成的，倘若将它移作《捉船行》的注脚，仍十分贴切，可见从清王朝建立之后的二百多年间，“掳船之风”盛吹不衰，且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贪婪的官吏借此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以饱中囊。难怪清代一些诗人对“捉船”的虐政十分反感，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