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他们两位是在清初诗坛上处于盟主地位的人物，后来被人们奉为“开国宗匠”。

    在明清星移斗换之际，中原板荡，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整个社会经历了痛苦的抉择，汉族统治者被撵下了政治舞台。改朝换代的狂飙，使这两位诗坛巨匠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去。他们本是明朝大臣，后来却先后投入清廷的怀抱。这样的角色，在当时免不了受人唾骂，甚至连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列为“贰臣”。这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吗？不，应该看作是历史的大悲剧。

    论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声望和影响，钱谦益当在吴伟业之上。邹镃《有学集序》说：“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给予很高评价。陈文述以为钱诗“沉郁藻丽，原本杜陵，逸情高致，远在梅村祭酒之上”。这些论述，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尽如此。

    钱谦益比吴伟业年长二十余岁，私交甚笃，甚至梅村老年得子，牧斋也赋诗祝贺（见《梅村宫相五十生子赋浴儿歌十章》）。特别是梅村诗集付梓时，曾请牧斋为之作序，不用说，自有倚重之意。不过牧斋对梅村之诗也推祟备至，他在《序》中说：“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可能者；有学而愈能者，有愈学愈不能者。”他认为吴伟业之诗“文繁势变，事近景遥，或移形于跬步，或缩地于千里。泗水秋风，则往歌而来哭；寒灯拥髻，则生死而死生”，正是他所说的属于“可学而不可能者”之列，可见钱牧斋对吴诗颇为倾心。

    平心而论，钱、吴之诗，各有千秋，自成大家。钱诗以雄浑奇诡、沉郁顿挫见长，而吴诗则多属抒心写性之作，如果将吴伟业仕清前后看作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梅村家藏稿》即将仕清之前的作品收入前集，仕清之后的作品为后集，可见作者的苦心），那么，前期作品中的中心主题是家国之恨，这是梅村诗魂之所在。后期作品中除抒写亡国之痛外，更多侧重于抒发个人身世的悲哀和内心的痛苦，诗风转向哀婉悲怆。事实上评论一位作家，“知人论世”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因为诗魂是诗人政治理想、道德情操和美学思想的综合体现，所以人们在评论其作品时，必定要结合生平际遇，兼及为人，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

    清初以来的数百年间，历来评论家对钱、吴的评价不一，分歧甚大。究其原委，大半因为两人都是失节大臣，对他们的人品颇有微词，尤其是钱谦益，人们对他的贬责甚多。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谦益诗早年局度精整，沧海之后，善能造哀。文闳肆寄恣，经史百家，旁及佛乘，悉供驱使，是以一时推为文宗。然其人奔竞热中，反复无端，方苞诋之曰其秽在骨，不得谓苛。”这一看法，颇有代表性。“奔竞热中，反复无端”八字，确是一语中的。

    例如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魁首，在南明弘光朝，为了获得一官半职，竟卖身投靠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甚至不惜出卖灵魂，上疏为阮讼冤，颇为清流所不齿。此其一。其二，明代末年，女真族统治者在东北崛起，屡屡睥睨中原大地。钱谦益对东北边祸曾深表关切，这无疑是爱国心的流露。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