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臣卞兰在他那篇颂扬曹丕的《赞述太子赋》中，称颂曹丕“所作《典论》及诸赋颂”云：

    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论古贤以叹息，觌懿德以欢娱。

    这里虽然将曹丕的《典论》之“高论”与他的“丽诗”对举，但在下面的颂语中却偏重于颂扬他《典论》的深奥渊博，明显地将其《典论》置于其诗赋之上。谀臣的这种态度，当然取决于曹丕自己的态度。

    《典论》是曹丕一生中的一大著作，在他写给王朗的书信中，认为可以使人不朽的，在“立德扬名”之外“莫如著篇籍”，而在述及自己所著的“篇籍”时将《典论》置于诗赋之前，于此可见其重视的程度。出于这种永垂不朽的愿望，他还曾将《典论》及诗赋用帛抄写一份送给吴国之主孙权，又以纸抄写一份赠与张昭。到现在，历经一千七百多年的人世沧桑，全本的《典论》虽然已经不见，但它的残文仍然留存，那么曹丕的不朽愿望可以说是已经部分地实现了。

    《典论》除了曹丕生前的写本外，还有一种石本，是他的儿子魏明帝在大和四年（230）下诏将它刻在石碑上立在庙门外的。石碑原有六块，经过南北朝时五胡之乱剩下四块，到唐初这石本《典论》只残存一卷，与同时著录在《隋书·经籍志》的写本“《典论》五卷”相差很多了。从《宋史·艺文志》以后，连写本《典论》也已不复存在，因此清人严可均在纂录全三国文时，只得从《三国志注》、《文选》、《北堂书钞》、《群书治要》等等书籍中剔抉爬罗，辑出它的残文一卷，并记叙道：“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现在我们所见《典论》，就是严氏所辑。

    《典论》原书佚失已久，但其全文可以刻成六碑，写作五卷，在当时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后人搜辑丛残，编为一卷，又有人将这些残文定为十二篇。然而在那一卷中，文章固然是鱼龙混杂，真伪错综，那篇目也是大多出于杜撰臆造。举个例子，如严辑《典论·终制》，全文抄自《三国志》中的魏文帝本纪，而本纪中明载此文作于黄初三年（222）冬十月甲子，那时曹丕早已编定《典论》，并且郑重其事地录在帛素上送给孙权了；在《终制》篇末也明白记述道：“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可见并没有将它编入《典论》。

    从较为可信的篇目来看，《典论》原来的篇目都是用两个字来命题的，如《奸谗》、《内诫》、《酒诲》、《自叙》、《论文》等等。其实这也是两汉以来的通则，如扬雄《法言》的篇目为《问神》、《超奇》、《寡见》等等，刘向《说苑》的篇目为《君道》、《臣术》、《建本》等等，王充《论衡》的篇目为《对作》、《艺增》、《自纪》等等：都是以两个字作篇目的。在结构上，每篇一开始都有一段开场白似的叙目，说明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的道理，如它的《内诫》篇的开头说：“三代之亡，由乎妇人。……至于二袁，过窃声名，一世豪士；而术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是以录之，庶以为诫于后，作《内诫》。”那作法看来是模仿《尚书序》的，如：“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序例》篇说：“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旨。”说明古人作序的目的是解释作者之用意，使读者能“曲得其情”。然而曹丕叙目的用心却似乎与此不同，其叙目不仅不是为了让读者“曲得其情”的，反而起一种掩饰真实意图的烟幕弹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奸谗》、《内诫》二篇作为例子来分析一下。

    从叙目上来看，《内诫》是鉴于自三代至二袁都由于妇人灭亡的历史教训而作的，《奸谗》是鉴于古代至何进、袁绍、刘表因听信奸邪的谗言而覆败的历史教训而作的，那么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从留存下来的文字来看，《奸谗》篇说的主要是袁绍、刘表两人。文章说，袁绍二子中，袁谭年“长而慧”，袁尚年“少而美”，袁绍的妻子爱袁尚，于是本来因“骄侈”而为袁谭所厌恶的审配、逢纪两人就在袁绍死后“矫绍之遗命”，奉少子袁尚为嗣，以至于兄弟反目，干戈相向，使曹操的“王师”坐收渔翁之利。刘表的长子刘琦，起初很得父亲欢心，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