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这首诗，是曹植所作《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诗中的“应氏”，指的是曹植的文友应璩、应玚兄弟。当时曹植在洛阳，应氏将要北上远游，曹植为他们饯别而赋诗送行。《送应氏》二首，后人一般认为是作于建安十六年（211）中期。在这首诗中，曹植描写了一度极其繁华壮丽的东汉首都洛阳在建安时代的破败荒芜的景象：往昔的宫殿甲第，都已成为灰烬，只留下颓败的墙垣和遍地的荆棘；以前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化作过眼云烟，被一些战乱后出生的少年所取代；郊区的田野也荒芜了，举目望去，杳无人烟，一片萧条。东汉首都的这一剧变，可以作为整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具体象征。

    建安时代，得名于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建安纪元。建安共二十五年，从公元196年到220年，然而文学和史学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往往超越这二十五年，而大体包括自汉灵帝末到魏明帝初的四五十年。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这四五十年虽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幕，然而这短短的一幕却风云变幻，波澜迭起，无数在中国历史上以各种原因而著名的人物粉墨登场，各显身手，各自作出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缤纷错落、各具特色的表演。

    历史上一度繁荣鼎盛的汉朝，到了汉灵帝时代，已如一幢堂皇而老朽的大厦，摇摇欲坠了。汉灵帝自己就公开地卖官鬻爵，将官职作为生财有道的“奇货”。上行下效，那些有“奇货”可居的大小官吏自也沆瀣一气，贪得无厌。这无数大小蠹虫，将汉帝国这幢本已老朽的大厦蛀蚀得千孔百疮，更形危殆；再加上这些虫豸之间还要掀风作浪，闹什么宦官和外戚之争，“党锢”之祸，自然更加快了这大厦的分崩离析。这样一套腐朽透顶的政治机构，已毫无效率可言，难以胜任一个“治水国家”政府的功能，于是水旱之后，因此饥馑，土地荒芜，疠疫横行。在这天灾**的双重折磨下，民不聊生，被迫铤而走险，终于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黄巾军大起义，东汉政权彻底崩溃，形成了一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战时代。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宦官集团诛杀外戚集团首领何进，袁绍为此尽诛宦官。董卓进京立刘协为帝（献帝），控制朝政。次年，关东豪族组成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合讨伐董卓，董卓焚毁洛阳，迁献帝于长安。献帝初平二年（191），司徒王允与吕布一起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复杀死王允，驱逐吕布。次年，曹操领兖州牧，收降青州黄巾军三十万，成为北方仅次于袁绍的强大势力。建安元年（196）曹操出兵迎献帝，迁都于许，并采纳枣祇等人建议，募民屯田于许下，一岁得谷数百万斛，实力大增，于是三四年间败袁术，擒吕布，降张绣。建安五年，曹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