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读古人的诗集，总不免要误解他们的生活，以为他们生活得多么浪漫、多么富有诗意，好像诗人不是生活在风流倜傥的温柔乡里，就是生活在山光水色的诗情画意中。其实，古代诗人常常也要为柴米油盐奔波，也要为公文案牍烦恼。就如李商隐，他当过幕僚，整天给大官起草毫无文学味道的章奏书表；当过九品县尉，整天要管理治安处治罪犯；一会儿要埋头公文案卷，一会儿又得审理案件，泡在这种“俗务”中，有什么浪漫可言？更何况他考个进士也得仰人鼻息，考了十年，靠了别人通融才勉强得中；中了进士又通不过吏部试，被人排斥，好几年才得实授官职。当了官之后又屡经挫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当芝麻绿豆般的小官，真可谓“一生襟抱未尝开”，心境又怎能轻松？特别是当时朝廷混乱，党争激烈，内耗不绝，上上下下一派衰颓气象，他又怎么可能一展宏图？这现实与他的理想相去太远了。
如果他能够吹牛拍马拉关系倒也还好，可惜他不会，他与牛党一派人关系不错，却赞赏李党的政治主张，他要靠牛党谋取功名，却总是不能出卖原则，于是鲠直就使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果他是个贵胄子弟或有硬靠山的人倒也罢了，可他偏偏不是，尽管他自称“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但实际上谁也不承认，他只是个沦落小官的子弟，压根儿挤不进贵胄子弟的行列，于是只好辛辛苦苦地在下层苦干以求升迁。如果他是个善于自我平衡心理，能够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人倒也罢了，可他却不是；尽管他热衷于佛道，但他却不曾清净恬退；他羡慕的是“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式的生活，但他生活的穆、敬、文、武、宣五个皇帝的朝代，政治都一塌糊涂，根本没有给他一丝一毫实现抱负的机会。所以，他的理想就成了五彩肥皂泡，正直的良知反而使他徒增心理负担，心中空空荡荡，像悬在半空，眼睛望着天，脚又踏不着地，而远大的理想又使他无法平静地面对现实，心中焦灼烦恼，像身处夹缝，一面是梦幻般的理想境界，一面是严酷的现实世界，他仿佛愿意永远沉浸在梦境中，但现实却又总不停地使他醒来。
理想越高，失望越甚，所以他不得不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得不自我解嘲：在并未功成名就时，就幻想功成名就之后的“江湖归白发”；在并未手握权柄腰悬印信时，就假想他人嫉妒提防与自己不屑一顾“腐鼠”的模样。这里面的悲哀、苦涩难道还少了吗？在饱尝了这种滋味后，他写了一首《有感》，诗中说：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似乎他参透了这个社会，看透了世态炎凉，学会了因循苟且，明白了才分与命运的矛盾，所以他说“才命两相妨”，才气越高，理想越高，命运就越要捉弄他，让他彻底失望，彻底幻灭，所以应该安分守己，免得画蛇添足，好高骛远，连那杯该到口的“芳醪”也丢掉了。
可是，他毕竟是个诗人，诗人又总是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永远看不透这世情冷暖，他那种社会责任感使他像穿上了红舞鞋，总是幻想着在社会大舞台上作淋漓尽致的表演。所以，在他写了《有感》以后，他并没有真的学会“中路因循”，也没有像他说的那样“仰眠书屋中”（《自贶》）、“倚坐欹眠日已中”（《假日》）、“脱衣置笏，永夷农牧”（《与陶进士书》）。因此，他便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心灵缠上了一道又一道的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