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中，有这么一篇对话：公元前四世纪，悲剧家阿迦通的作品上演成功，于是邀请哲学家苏格拉底、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医学家厄里什马克、诡辩派修辞家斐德若和泡赛尼阿斯等人聚会欢饮，席间在座的人依次作一篇爱神的礼赞。这篇题为《会饮》的对话，颇能表现当时希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欧洲）几种流行的对于爱情的看法。

    阿里斯托芬提出：爱情的实质是人类由分而合的**的实现，“全体人类都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爱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回原到人的本来性格”。而苏格拉底更进一步认为：“爱情就是想凡是好的东西永远归自己所有的那一个**。所以追求不朽也必然是爱情的一个目的。”这样，追求爱情成了回忆理念的一种形式，爱神成了哲学家。但是对形而上学比较隔膜的中国古人，对爱情的理解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感受，尽管受到许多礼教戒条的限制和禁锢，情爱的世界始终只受感情的支配。希腊神话中有阿佛洛狄忒，罗马神话中有维纳斯。在西方，爱神是诸神谱系中的重要成员，是不朽的真神，用阿迦通的话说，爱神“永远年轻”。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素来缺乏对神的坚定信仰。因爱神不像财神、土地神那样急需，所以也就没人去创造一个，供自己顶礼膜拜。可见中国古人也不像斐德若那样，认为爱神是人类幸福的来源，任何力量都不能与之相比。

    由于中西在文化和认识上的这些不同，当爱情遭到死神的威胁、摧残时，西方人还是那么充实、那么热情。英国诗人丁尼生在悼念一位朋友时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总是真的：／在痛楚最深之时我仍感到了它：／虽然失去，毕竟曾经爱过，／比从未爱过要好上许多。”这几句诗，也很能代表西方人在失去情人时的心情。勃朗宁夫人更是骄傲地宣告：“假如上帝愿意，请为我作主和见证：／在我死后，我必将爱你更深，更深！”（《十四行诗》）而在中国，随同死亡前来的，常是一种人世空幻感，以及生者无限的怅恨。明末名士冒襄和秦淮丽人董小宛情意深厚，小宛一死，冒襄便惊呼：“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影梅庵忆语》）脂砚斋评《红楼梦》，曾作过一首诗：“浮生着堪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载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