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郁获罪前不久，杜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险遭不测。当时即使他缄口不言，尚且难以消除肃宗的猜疑、小人的诽谤，若再为吴申辩，抗言犯上，势必“罪上加罪”，后果不堪设想，故在吴郁这件事上未能挺身而出。这并不是他甘愿如此，实在是有所不能，就是他不作任何解释，旁人也自能谅解。反观当时朝廷的一些重臣对吴郁的态度：“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尽管他们嘴上曾表示过对吴郁的支持，心中也十分清楚他的冤屈，但在龙颜大怒之时，竟谁也不敢说，谁也不想救。故同样是缄默，杜甫和他们也全然不同：一是势有不可，一是苟合取容。由于那些达官贵人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应对此事负责，当然谁也不会怀有羞愧之心。能够痛自刻责、不作自我回护的，反倒是杜甫这样一个已经被朝廷抛弃的人。两相比较，杜甫的真朴、鲠直，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或许是由于这类事太多了，吴郁的冤案并不引人注意，如果杜甫未写此诗，必然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是有一点却始终在威胁着人们，那就是能否清正地审理案件，不仅与执法者的才能和良心相关，主要还得取决于君王和上级长官的意念，由此造成了人世间多少冤案，引起了世人多少慨叹。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杭州有户裴姓人家的小女孩，溺死在井中，死因不明，只知当时裴家有个叫夏沉香的女仆在井旁洗衣服。杭州录事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承办此案，将夏沉香打了二十板子，释放了。后来本路提刑陈睦举驳回这件公事，派通判张若济重新办案，最后杀了夏沉香，并将杜子方等三人罢官。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冤案，于是写了《送杭州杜戚陈三椽罢官归乡》这首诗，最后说：“杀人无验中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已遭忧患绕。期君正似种宿麦，忍饥待食明年□。”审理疑狱，如果不能顺从长官的意志，那么就会落到忍饥待食的困境之中，杀人无验，只是以权势者的一言为准，国法如此，可胜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