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叛乱之后，由于唐玄宗的猜忌、杨国忠的干扰，哥舒翰兵败潼关，二十万军队一朝覆没。尽管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依然率军转战，但因势单力薄，要想收复长安，消灭叛军，实非易事。由于回纥愿意助战，经郭子仪建议，唐王朝借兵回纥，以资平乱。当时平叛如同救火，一切都从此着眼，为此着想，至于其后果会怎样，已无暇多想，实也难以料及。过去有些人根据《北征》中的几句诗：“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认为杜甫已事先料到“借兵回纥，终为国患”。其实杜甫当时并没有这种深忧远虑。这几句诗的文势直贯下面“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浦起龙认为杜甫“深以速收京阙，直捣贼巢为望”，“盖此时所急，尤在克复，不与《留花门》同旨”（《读杜心解》）。这种看法，还是比较符合杜诗原意的。联系杜甫同时所作的《喜闻官军已临贼境》看，就更清楚了：“花门（回纥的代称）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在此只见喜悦之情，绝无忧虑之意。

    在杜甫写了上面所引两首诗后仅一个月，即肃宗至德二年（757）十月，回纥精骑和郭子仪的朔方军一起克复西京（长安）。当时杜甫还在鄜州家中，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沉没在一片欢庆声中，而能见微知著，心怀隐忧，以期上下共戒，防患未然：“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收京》）为了尽快收复长安、洛阳，唐肃宗事前曾不惜以牺牲两京年轻妇女和金银财宝为代价，求取回纥的帮助，和回纥统帅定下一个可悲更可耻的盟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唐纪》肃宗至德二年）杜甫担忧收京之后，回纥恃功邀赏，肆其淫威，诸将僭奢无度，骄横跋扈，这万方送喜之时，正是祸起忧生之端。而回纥入东京之后，果然纵兵掳掠，洛阳市民最后交出罗绮万匹，方才罢休。至于以后诸将跋扈，藩镇割据，更成了唐朝后期最大内患。杜甫的忧虑，不幸竟一一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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