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这首诗在本书作为总论的第一篇文章中已经引用过一次。在开始谈到唐伯虎的时候，再借此作一点议论。因为阊门是他的出身地，他的父亲唐广德便在这里开着一家商店，养活全家老小；再引申来说，阊门所代表的那一种商业社会氛围，又是他的整个生活背景。唐家在唐寅之前，世代以经商为业，没有出过读书人。唐寅在科举失败之后，虽没有经商，但他以卖画为生，仍不脱离商业气氛。

    中国自古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谓“四民”——士、农、工、商，商在最后，甚至常常被看作是贱民。汉代发生战争时，“良家子”是军官的来源，罪徒和商人子弟则是士兵的来源。宋代陆游在《家训》中告诫子弟：“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之事耳。戒之戒之！”似乎一入市井，便随落下流。明代朱元璋建国后，打击商人更不遗余力。禁止民间从事海上贸易，把城市富民迁往荒瘠地区，借故杀死巨商沈万三并抄没家产，甚至规定商人只准穿布衣等等，致使明初商业经济急剧萎缩。商人不过做买卖赚钱，为什么竟被视为洪水猛兽一般？关键在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帝王要把读书做官成为获得社会地位与财富的惟一途径，把大多数人束缚在土地上，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中。商人财富和他们的享乐生活，在上层削弱了官府的权威，在下层引起人民的非分之想，最容易破坏**政治和传统道德。

    这一种传统影响于文学，特别是主要出于士大夫之手的诗歌，一般对商人也多取鄙视的态度。以白居易的《琵琶行》来说，那一位长安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妇”，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天涯沦落”的结局。至于专门写商人生活的诗，像元稹、张籍的《贾客乐》、刘禹锡的《贾客词》、白居易的《盐商妇》，等等，都是用讥刺的口吻描摹商人的富足与享乐，并且常常拿农民的辛劳来陪衬。好像凡是不做官而有钱，就是荒谬，就是发不义之财。与此相联系，中国古诗词中写城市商业社会的作品也非常少。偶尔涉及，难免谩骂一通。如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诗：“吴中铜臭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