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民国初年，那正是孙中山先生解放妇女运动的大时代，而我家又正是女少于男的家庭。自我住胎，一家人都盼望生个女孩。果然天从人愿，一家人都叫我小姐。待妹妹出世，就叫宝宝。四房人中，就只有我们这两个宝贝了。当然，物以稀为贵，我总是在二叔家玩，叔叔爱我不啻己出。而妹妹则经常被四叔家接去。我们姊妹总不得承欢膝下，甚至母亲逝世都不知道，而造成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结婚那年，家人因战争离散。我与他（女儿的父亲）一别三载，从湖南分手。他去广西，我往贵阳，而广西与贵阳之间，每周只有班机一次，专送邮件，有时一次接三五封信。这就说明，不管你一天写几封信，总之每周只有一班邮机为你服务。而那一阵桂林轰炸之烈，日以继夜，山洞都能炸垮，所以每周一见到信，自然就会这么想：“这是否是最后一封呢？”当时我正在教厅服务（审核员），每天两次上下班（上午七点至十点，下午三点至九点），还要跑警报，又住在亲戚家，处处都不方便。而在当时，如我之遭遇者，比比皆是，并不乏人。乱世本来如此，何足怪哉！

    两年后，我们又在昆明重聚。届时他已投笔从戎，我则到中运公司任审核员。不久又去参加赶修滇缅铁路，在粮管处任中尉科员，因为滇缅铁路军事化，职员都是军阶。滇缅铁路解散，在胜利前生了一个女儿。胜利后，由昆明飞重庆，由重庆飞成都，由成都乘江船、海船至台湾。由于政府的妥善安排，生活安定，将近三十年如一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无疾而终地去了。

    第二年秋天，女儿请到全部奖学金，来美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