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后起之秀，缺乏历史文化精神的学养，更没有遭逢历史变故的经验，因此而没有定力和远见。可喜的是，他们已经从时代环境的骄宠和颓唐中振奋起来，走上自觉更新的道路。但是慷慨赴义易，从容适变难。因为激于一时的气愤，慷慨赴义，犹如庄子所说的“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至于从容适变，必须厚积风力，然后“培风”而起飞，才能转危为安，措天下于衽席之上，救亡图强，在于才智，而才智的养成，需要深厚的学术与精微思想的“风力”。我们基于“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的观念，需要将近代和现在有关救亡图强等学术思想的演变史，作一溯往的启导，使大家由此而窥见它错综复杂的前因与后果，知道应当如何去振兴奋发。

    1.救亡图强的思想与历史

    从历史哲学的立场来看，人类真是可怜的一群，虽然累积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多少人的才智与能力，如何如何地为某一地、某一国，甚之全世界的和平康乐，竭尽心力去努力。但是人类的历史，始终还是在扰攘和变乱之中，好像除了扰攘变乱以外，便无历史的内容似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不断地产生了东方的圣人、西方的哲人，随时随地，在种种艰困的环境中，为人类、为国家、为民族而寻求学术思想的方案。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东西，大致都不外于此例。

    我们现在从明末清初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想，举其荦荦大者来讲，便可知道我们近代和现代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离开为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的大计之关系。在明代末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理学的学术思想，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满清的入关，就强烈地促发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强而产生的革新思潮。再由十九世纪末期而到现阶段，时移世易，虽然是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撞激的时期，但无论新的思想和旧的学术，仍然都是为救亡图强而努力。即如现代青年思想的矛盾，与情绪烦闷的情况，从大的方向来说，也都与此有关，并不例外。

    2.明清之间的诸大儒

    自明末清初来讲，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大儒，便有黄梨洲、顾亭林、颜习斋、李二曲、王船山等人。他们都身受国破家亡的痛苦，鉴于明末学术思想的颓丧，和朝野社会风气的**，深切地体会到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等根本大计，必须以重振学术思想、敦正人心，为第一要务。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似乎都是一循旧贯，为辨别发明宋、明儒家理学某些思想的观念。但在实质上，都为鼓吹民族正义、反清复明而努力，以为经世之学的阐扬。可是清初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父子三代，都是不世的英才，他们也深知这个道理，因此极力注重文事与武功的作为上，竭尽所能地吸收清初诸儒学术思想的精华，作为励精图治的张本。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明、清之际诸大儒的千秋事业，恰恰遭逢康熙三代父子的时势，就被他们所吸收利用而成为一代的事功。其中顾亭林与王船山二人的学术思想，却一直笼罩了三百年而影响到六十年代的现世。此中的前因后果，牵涉太广，所以暂略而不谈。

    3.乾嘉以后与龚定盦思想的关系

    到了乾（隆）、嘉（庆）以后，清廷统治的事功，已非康熙父子三代的全盛情形，时代刺激了青年，便有龚自珍（定盦）的学术思想，应时而起。龚定盦与金圣叹、王仲瞿，都是清代的怪人。但龚的才智，又远非金圣叹、王仲瞿可比。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影响道（光）、咸（丰）以后而到民国初年。同（治）、光（绪）以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的学术思想，大致说来，虽有时代观念的不同，但都是承受龚定盦的影响而启发其新知。龚定盦著作的《平均篇》与《乙丙之际塾议》等，关于救亡图强思想的影响，更为有力。至于咸（丰）、同（治）之间曾国藩的学术，是靠他的事功陪衬出理学的思想，又另当别论。

    4.有关现代的学术思想

    到了清末民初之际，我们的历史时代，又遭遇一个新的巨变，而西方文化的东来，是激起历史巨变最为有力的因素。因此，融合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为救亡图强而努力的风气，也随世变而波澜壮阔。其中影响最大而见之于缔造中华民国的事功者，当然是首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但是追溯学术思想的演变史实，和到达现在情况的前因后果，那么，便须对于有关这一时代的多方关系，稍加列述，可使青年同学们，略知梗概。

    （一）距今三十年前的

    甲：有关救亡图强的学术思想，影响三十年前的朝野社会最为有力的，便有：康有为（《大同书》、《礼运注叙》、《上清帝第二书》等）、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等）、谭嗣同（《仁学》等篇）、张之洞（《劝学》等篇）、严复（译《天演论》及其自序、《原强》、《辟韩》等篇）等人。

    乙：有关纯粹思想，影响学术思想界最有力量的，便有：杨仁山（佛学）、欧阳竟无（佛学）、马一浮（儒学、佛学）、熊十力（佛学、儒学）等人。

    丙：介乎经世实用与学术之间，亦足影响的，便有：章太炎、刘师培、梁漱溟等人。

    丁：有关文学艺术，影响三十年前新旧社会之间，而风靡一时的，便有：樊樊山、陈三立、易顺鼎、苏曼殊、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