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男女同学间最容易恋爱。不过，那时候男同学有女同学的八倍之多（其他各大学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一直使女同学的身价，居高不下。外省同学因为穷得出奇，也就先天地屈居下风。那时候三台没有其他娱乐，东北大学学生惟一可做的一件事，就是晚饭后，到县城狭窄的街道上轧马路。偶尔有男同学邀得女同学并肩而行，立刻成为天大的新闻。
本省同学衣服穿着比较华丽，而且出手阔绰，和女同学轧马路之余，还可以请她到小馆吃一碗猪肝面，而外省同学则攒钱攒上一个月也不见得能请得起，所以，外省同学纷纷大败。不过也有一些东北籍的女生，宁愿跟同族群的同乡男生搞在一起。
恋爱事件都很平常，没有造成特别风浪，只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入学的次年：一对平常形影不离、几乎已被肯定成为夫妇的毕业班同学，那一年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高一班，我入学的时间又太短，并不知道内情。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被一个同学叫住，用惊恐的声音吩咐说：
“快去车站，找到张素娥，告诉她韦真翰自杀了，要她无论如何回来。”
我向南门外跑去，看到张素娥正提着行李在那里等车。我把话告诉她，认为她一定会跟着我回校。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最初一脸惊愕，接着变成不耐烦的神色，说：
“车子马上就到了，这班车不走，今天就再没有到成都的班车了。”
这回答大出我意外，我有点冒火，几乎要把她拖回来，但仍勉强忍住，大声说：
“你们是情人啊！”
张素娥犹豫了一下，把行李交给我，随我走回学校，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我把她送到韦真翰的寝室，里面挤满了人。有人开始欢呼，安慰韦真翰说：
“你发什么傻，张素娥不是回来了吗？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吧！”
大家陆续散去，我看到张素娥进入宿舍，用手把门关上。我也回到宿舍，觉得自己是个侠义之士，做对了一件事。
可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听到消息，张素娥和韦真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仍悄悄地走了，一些男生开始咒骂那个女生是贱货、不要脸。我最初也跟着咒骂，可是我觉得很不对劲，忽然想起来，张素娥这样做定有她的原因：男女两人发生**关系并不等于给对方写下了保证书，她为什么不能离开他？只要她想离开，她就有权离开。女人和男人睡一觉，就等于是签下卖身契，万世不能翻身，这是古老的男人压制女人的手段，在二十世纪大学生脑筋里居然存在，使我大为惊惶。可是当有一天，我在饭桌上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大家攻击我是个异端，伤风败俗。但我发现我的思想，从文化到政治，在不断蜕变。
这种备受攻击的情形，使我想起中央大学的买枢运。那年暑假，我和三四个四川籍的应考生，挤在一个破教室里，买枢运告诉我，那三四个应考生是他的家教学生，对他十分厚待，每天都给他买两瓶牛奶和两块面包，买枢运也用心地教。三四位应考生十分感动，发誓说，即使他们考不取，也要继续供应老师牛奶和面包，直到老师毕业。我听了后，忍不住讥笑说：
“做你的春梦！”
“为什么？”买枢运说。
“这话连孩子都骗不了，”我说，“不过是目前有求于你，一时甜言蜜语。你跟他们非亲非故，不要说他们考不取大学，即使考取大学，也不会再理你。”
买枢运脸色大变。
“你真笨！”我继续说，“竟看不出只是利用你！”
买枢运的眼睛射出一种洞烛其奸的光芒，鄙夷地说：
“郭定生，你到社会上做了几年事，什么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老奸巨猾。你知道他们待人是多么的真诚，怎么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看了买枢运认真的态度，我感觉惭愧，我只是就人之常情来判断，对那几个应考生并没有特别的恶意。相形之下，买枢运像个天使（事实上，他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友），而我却像一个瘪三。买枢运那种鄙夷的眼光，像火焰一样地烧得我在教室里住不下去，只好搬到另外一个教室。不过，不久，还没有等到发榜，就在联考结束的第二天，那几个应考生就不见了，牛奶、面包也不见了。买枢运找到我叹气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有那种感觉。”
多少年来，“感觉”常使我“洞烛机先”，但也常使我备受伤害。
对我来说，读政治系简直是易如反掌，什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以及那些当时已记不清楚的功课，对我都不是问题，只需要考试前两天，买包四川特产的油米子花生（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花生），请一位书呆子同学，做一次重点复习，就完全解决了。其实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确是犹如儿戏。像三民主义这门功课，我从来没有上过，而上过课的同学，为数实在不多，老师也乐得你爱上不上，他说：
“十个人上课，我给十个人讲；五个人上课，我给五个人讲；一个人上课，我给一个人讲；没有人上课，我给钱讲。”
考试的时候，有些和教务长比较亲近的同学，曾幽默地提出建议：
“三民主义用不着考，学校可以请三民主义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站在台上，叫学生鱼贯而入，指认谁是三民主义老师，如果指对了，三民主义就算及格。”
教务长骂他们胡说八道，把他们赶走。
当时日本败相已逐渐显露，同学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