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洛阳后，我被派到偃师县分团当干事。“主任”的官衔没有了，对有些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打击，但我在官场上有迟钝的一面，对于这项贬职，无动于衷，真的认为，一个革命青年不应该计较任何名分。不过，不久我从内心里开始改变，这改变虽不能使我重视官位，但却发现上进的重要，人生最大、最新的诱惑，在引导着我踉跄迈步。

    那时候，战时陪都重庆，有一个中央训练团。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分别从全国各地选拔党、政、军优秀干部，到重庆参加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中央训练团，使他们能和中央高级官员亲近，产生一种敬畏的向心力。我不久就被保送受训，坐火车到宝鸡（就是秦穆公发现神鸡的地方），在宝鸡转乘四天路程的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重庆这个战时首都，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迷漫，对健康非常不利。可是，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行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需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两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经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洞既普遍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可是，就在我去的那年六月，碰上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惟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惨案发生的那天，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全城在隆隆巨响之下发抖。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没有防空的能力，日军有时候只保持一架轰炸机或战斗机在上空盘旋，就足以使山城变成死城。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到了下午时分，隧道里的男女发出呼号，要求出来。可是，把守洞口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动心。等到晚上，日机离去时，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了。这是中国防空史上最大的一个耻辱，事后好像只把卫戍司令刘峙免职。刘峙是国民政府中有名的饭桶将军，他除了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