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言万语只一愿

    愿中国人认真

    今年（一九八○）二月初，报上有一则新闻曰：

    高雄讯：为了三两红糖，妇人赵庭芳远从高雄县燕巢乡赶到高雄地方法院检察处，控告杂货店商人赵凤山涉嫌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以罪证不足，判处不起诉处分。告诉人赵庭芳控称，她于去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四日，教儿子到赵凤山所经营的凤业商店（燕巢乡深水村）购买红糖，回来后觉得分量较少，遂至另一商店称量后，发现少了三两。她再到赵凤山店里理论，赵某不承认偷斤减两，反谓系其子于途中偷吃。她返家后再问其子是否偷吃，儿子坚决否认。她气愤不过，乃到派出所控告。警员认为如此小事，不宜兴讼，遂来劝解。最后赵凤山拿出一千元请客，但是本人却不出面。告诉人赵庭芳认为赵老板此举缺乏诚意，日前气冲冲地坐车到高雄地检处按铃申告，控告赵凤山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认为赵凤山应不会只为价值二元的三两红糖诈欺，且红糖已开封，无法证明短少是谁搞鬼，因而判定不起诉处分。

    不久，某报的“小评”老爷，就给这位女主角赵庭芳女士，上了一课“小事学”，课题是“小题大作”，课文曰：

    高雄最近发生了一件讼案，导因于顾客在商店中购买一斤红糖，回家过秤，发现少了三两，她不甘损失这两元两角，向店家理论，店家认为糖包业已拆开，可能买糖的孩子在途中取食，但店家还是愿意以一千元请客道歉，她却拒绝，向法院告上一状。这官司虽经检察官裁定不予起诉，但已劳师动众，耗费了自己的精力不算，还耗费了警方与法院的精力。我们是法治国家，法院是裁判是非曲直的地方。但为了三两红糖的争执便上法院打官司，毕竟于法虽合，而于情欠妥。假如这种三言两语便可解决的小事，都要通过法院判断，法院若不增加几百倍人手，势将难以应付。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节约国家的人力，希望类此的事情不再出现。

    “小评”老爷既然认为告状是合法的，却又认为告状有损法律尊严，不告状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不知道这算哪门子逻辑推理？如果说“小事”不应告状，“大事”才应告状，这就要回到过去谈过的话题，势必得请**官会议，或“小评”老爷之类，组织一个委员会，为“小事”、“大事”下个定义，划个标准。大亨之辈，认为柏杨先生身首异处是小事，可是在我老人家看来，这事可大啦。同样地我认为你阁下恐怕非向法院请求惩凶不可。三两红糖涉及到儿子的人格——他到底偷吃了没有？和母亲的人格——她称错了没有？女主角显然不是追求面子和追求金钱，老板大人已拿出一千元请客矣，她追求的是一个“真”，这不是可哂的，而是可敬的。赵庭芳女士是如此的纯洁，相信法律保护弱者，不遗巨细，她单枪独马，以乱箭横飞中，向传统的酱缸挑战，虽然败下阵来，但更使我们崇拜——崇拜她执著的认真精神。

    执著的认真精神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一个认真的行为，竟被肯定为一种应受责备的小事，而且乞求上苍，希望它“不再出现”，这说明虽然经过西洋文明百年来的冲击，有很多人的意识形态，仍沉淀缸底。所以如此，可能因为下列两点：

    第一是，“讼必凶”的观念，残存不退。**时代谚曰：“屈死不告状”，这里面含着海一样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