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神仙显灵

    一连几个月，著作权问题，议论纷纷，到处有座谈会，到处有专辑，内政部更着手修改旧著作权法，显示这是文化界一个严肃的课题。柏杨先生不甘寂寞，也要插上一嘴。

    小说家琼瑶女士，在台北《联合报》上发表一文，说她从没有为著作权烦恼过。嗟夫，柏杨先生恰恰相反，几乎天天被著作权——我老人家自己的著作权，和朋友们的著作权——搞得七荤八素。这并不是我标新立异，表示尾大，而是琼瑶女士，已闯过了七荤八素一关，像一个输得起的英雄好汉，两手一摊：好吧，算你赢！柏杨先生生一直停留在七荤八素阶段。而我一向又不会温柔敦厚，就忍不住要嚷。

    盗印之盛，自古皆然，于今尤烈。这个“古”，可不是指公元前二十二世纪的尧舜之世，盖在公元后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根本没有著作权，犹如根本没有红绿灯斑马线一样，这些都是现代文化的新生事物。所以，“古”也者，只不过指四○年代和五○年代而言。当彼时也，稍微有点销路的小说，立刻就被海盗朋友翻印，爬格子动物千方百计，奇案追踪，找到了巢穴，海盗朋友不但不认错，反而吼曰：“翻印你的书是瞧得起你，有些人的书，给我磕头，我还不翻。”爬格子动物刚要张口，海盗朋友却越说越理直气壮：“不要你一块钱，既替你传名，又替国家普及文化，你还有啥不满意的？”爬格纸动物如果不当场就献一面感谢锦旗，而胆敢告状，简直是不识抬举，天理不容。

    七○年代之后，情形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海盗朋友虽不再以替天行道自居，但闹到法院，不过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两年的牢其实够厉害的切罪恶。企图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剥削、阶级和脑力劳动，可是普通不过判两个月三个月，而著作权法又规定可以“易科罚金”，罚金最高额是新台币六千元。六千元现在的购买力，一桌中等价钱的酒席而已。海盗朋友挥金如土，岂把一桌酒席看在眼里，砰的一声，把银子扔到法院柜台上，扬长而去。爬格纸动物于是四大皆空。

    四季公司董事长廖乾元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发表谈话说，香港翻印盗印风气，十年前比台湾更猩獗更混乱，可是，“这几年却很快改善，香港目前成立‘文化犯罪取缔中心’，使得存心侵犯他人著作权益的不法之徒，噤若寒蝉，一点也不敢为非作歹”。廖乾元先生的言论，一定有他的根据，但香港的不法之徒，似乎不但没有噤若寒蝉，恐怕比过去还要张牙舞爪。事实上香港的翻印盗印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界的毒癌。天涯海角的事，不是人人皆知，而且空口无凭，这得举个例子。

    台北星光出版社老板，今年（一九七九）夏天，忽然大发脾气，把柏杨先生大作的新书和再版书，每种一律多印五千册。我以为他疯啦，他倒没有疯，而是跟香港、新加坡谈好，要一次供应这个数目。我当时也颇龙心大悦，想不到两部书下来，全军覆没，运出去几乎一本都销不动。而且来信说，台湾方面，必须在寄出一个月后，才可以上市。因为只要有一本在台北出现，就有伏兵买下，航空寄去，等到台湾的原版书运到，翻版书早已充塞每一个角落，原版书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经济学上有“劣币驱良币”定律，在文化界，却是“翻版书驱逐原版书”。现代的印刷照相术，巧夺天工，翻印出来的跟原版的一模一样伏生即“伏胜”。西汉今文《尚书》的最早传授者。济南，价钱却便宜一半到三分之一，既不付版税，又不付制版费故也。原版书一身重装备，步履艰难，胆敢跟翻版书碰，无不大败。星光出版社老板一度急昏了头，以三折的手段硬拼，拼了一阵子，不愿上吊，自动煞车。我眼巴巴想用那版税为老妻买双玻璃丝袜风光风光，也泡了汤。

    最使人抽筋的是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文坛老奶，她出版了一部一千页的厚书，当初以为这种大块头玩艺，不会有人垂青。谁知道海盗朋友豪情万丈，香港一家坐落在九龙西洋菜街的书店，于今年（一九七九）元月该大作在台北出版后不久，即明火执仗，于二月四日，就在香港《明报》大登广告曰：“某某巨著贺新春，原价八十元，二月二十五日前，预约此巨著，只需二月十元。”二月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