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二十世纪六○年代，我得了一项大奖；三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年代，我又得了一项大奖。

    六○年代得的大奖是：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用惟一的死刑条款，要军事法庭把我处决。我在报纸上写专栏，追求言论自由，早被蒋氏父子政府不满，但真到被押上军事法庭，才知道事态严重至此。幸遇孙观汉先生在海外密集营救，稍后虽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但仍然是一项大奖，家破人散。十二年是一个够长的时间，足够我安静地阅读和沉思。我曾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沉淀、腐化力极强的酱缸，大受爱国专家谴责。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像儒家大师歌颂的尧舜禹汤，以及文王武王，被尊敬的盛世，根据史料，都恰恰相反。这项发现，使我像在皇帝御床黄绫被下发现一条眼镜蛇一样，惊慌失措。

    事实果真如此，再观察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已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病源：中国人思考是两极的，只有政治，只有金钱（像迦太基一样），从没有产生过高品质文化。所谓的中国文化，不是以诚信、尊严、尊重为主轴，而是以政治或金钱为主轴。这种文化，只有君权父权官权，没有民权人权。

    感激这项大奖，使我有勇气向这个严峻的课题挑战。

    二十一世纪○○年代得的大奖是：全球中华文化艺术奖中的中华文艺奖。它给我的营养是直接的。不像六○年代那项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