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只能就我看到的海归整体群落来谈论。很多人不适应，然后退出，但也有很多人回国后发展得很好。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这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出去的人，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我要是不爱国，何必出来胡说八道？这个问题不用担忧。
邓小平当年说得对，他的意思是说：一万个人出去，有一百个人回来就很好；这一百个人里有二三十个人发挥出作用来，我们就不能说出国是失败的。现在我们国家比二十年前富强得太多了，国家对留学生的吸引力比任何时候都强，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来的。
熊丙奇有一些海归回来感到不适应，另外一些感到不错……可不可以这样讲，在同一个体制下，因为个性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陈丹青我不敢说我是唯一一个提出辞职的。我记得几年前受聘回国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指挥的汤沐海，就“挥泪辞职”，登在报纸上。我相信有不少人做过这样的决定，只是我浪得虚名，被媒体渲染了。清华就有很多海归，我看他们融合得蛮好。但我不能代替他们说话，我不确定他们究竟觉得怎样。我相信会有一些海归在想：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错误的--真的，我一点不希望情况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熊丙奇可惜，我们看不到他们出来说话，有可能是他们默认你的说法，也有可能他们不想说话。
陈丹青在这个空间，人必须现实。我理解这种世故。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的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
熊丙奇一些人在议论，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很另类，有自己的个性，才敢提这样的问题，说话才这么大胆。
陈丹青我暂时没有遇见像我这样傻的海归。我相信有，但我不认识。
熊丙奇不少人是知道有问题，或一笑了之，或沉默不说。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可是他不敢或者不愿面对。也正因为不敢面对，环境由此更加不堪。如果大家都有知识分子的风骨，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教育环境是不是有可能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