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制，“操盘手”——证券从业人员自己不能随便买卖股票，走漏了内幕消息要受法律制裁，他们是正直的实名制，不会用亲友的名义开设股票或银行账户，人际之间现金交易很少，一次存款1万美元FBI都会记录在案，要想通过别人的账户为自己赚钱很难。上市公司的高管、大股东的股票账户受到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跟踪监控，回购、买卖自己公司的股票必须先发公告，程序非常透明、严格。违规违法者极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媒体会大张旗鼓地曝光，没有可遁形的阴暗角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后门可溜，更没有谁敢去充当保护伞。在中国不行，证券从业人员的交易不受监控，就是受监控也是形同虚设。在中国可以不需要实名制。他们可以通过亲友的账户从事内线交易，老板和法律都拿他没办法。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也可以通过亲友账户从事内幕炒作赚黑钱，他们转移上市公司财产，掏挖上市公司，侵害股东利益，小股东根本监督制约不了，社会也难以制约他们。就是东窗事发了，由于他们与权力人物的交情，与当地监管机构一些官员的交易，有的也会得到从轻发落或庇护。上市公司多是当地的企业“明星”，高管都是在当地有背景势力有头有脸的人，背后通常有一个权力窝子，高管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源为权力办事结成利益共同体，一旦有事整个“窝子”定会倾力保护，不能让“窝子”被打开突破口。实在保不住了，只要他（她）“扛”住了，“窝子”会力争给他最轻的发落和保护，家人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并给他（她）准备“出来”后再度“风光”的基础。只有那个别“扛”不住的，大家才把他（她）往死里整以灭其口。这已经成了官场的潜规则。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窝子”原则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规定算什么东东，媒体更不敢对当地**黑幕说三道四。社会民主法制与舆论监督弱化，制约不了官场，也就规范不了市场。企业内部民主也是社会民主的一个缩影。社会上缺什么，企业内部也同样会缺什么。这就是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关系。

    事实上，“操盘手现象”不只是一个市场现象、经济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比如卖官，卖官者多系管“乌纱”的组织部官员和掌管组织人事的书记，照理，他们也只是一个“操盘手”，最终的权力应该属于人民。组织部门领导只有考核干部和推荐干部的权利，然而，在民众不能对官员的任免有发言权的体制里，“考核”形同封官许愿或清除异己的第一道程序，推荐几乎等于任命。而“操盘手”——掌控组织人事大权的官员就俨然成了批发、零售“帽子”的经营者。而当“帽子”能带来巨额经济利益，竞“标”高价抢购“帽子”的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帽子”经营者就可以待价而沽，价码扶摇直上。就像房价疯涨，买房子的反而要买涨，他（她）很快会回本。买顶“帽子”的成本，两个节日的“红包”就收回来了，之后的是净利润，何乐而不为呢？黑龙江的韩桂芝、马德卖官，长达几年，涉及几百人，难道就没走漏一点风声？没露一点马脚？怎么就监督不了？不是别的原因，是监督体系本身有问题，老百姓看见了也不能监督，无权监督，无法监督。正因为如此，那些各个领域里的“操盘手”才可以为所欲为。再英明的干部人事路线，再好的经济政策，都可以被扭曲，谁操盘就为谁所用。我们的市场，变成了“操盘手市场”，经济活动变成了“操盘手经济”。大大小小的“操盘手”们，可以像“变形金刚”那样，扭曲政策法规，扭曲市场，扭曲一切可以扭曲的东西，向有利于操盘者的利益方向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