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难道当地政府和证监会的派驻地方机构就真的不清楚？对这些公司持续几年的造假就一点没有风闻?绝对不是。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暗中默许甚至鼓励、帮助上市公司策划了造假。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谎报业绩没准真的能拯救公司，上市公司可以与委托理财方联手，利用公司掌握的内幕消息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狠赚一笔，股市上赚来的钱变作公司的“利润”，就可能成为真正的“绩优”公司，内幕交易的利润也有助于搞活企业，这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地方都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公司、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一些人还可跟着炒一把内幕题材赚大钱，皆大欢喜。亿安科技、托普、银广夏等股票在暴涨过程中都喂肥了许多从事内幕交易的公家人。托普在重组过程中，就有成百上千的公家人得知了内幕消息，包括监管部门的人。托普在造假、出问题乃至宋如华出走的相当长时间内，极少有人去过问，事发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负责。如此宽松“和谐”的环境，怎能不使造假者群起效尤。

    其次是监管体制问题。就算证监会派驻各省地市的监管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也“垂直”不了。一是证监会派驻地方的监管机构，吃喝拉撒甚至“帽子”的推荐权在当地，与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屁股往往会坐到地方与上市公司一边，甚至与虎为谋。二是监管机构本身失去监督制约，有权无责。监管机构官员的灰色利益来自上市公司、券商和那些排长队等待上市“圈钱”的公司，来自与上市公司和券商的灰色交易，要多捞钱就只有纵容公司的灰色行为，甚至为违规上市公司充当保护神。监管机构的这种反向错位，是股市**的根源。而监管机构本身失去监督，甚至成为敲竹杠的机构，则折射出社会民主法治制约机制严重缺失的制度原因。

    再有，股市违规违法风险、成本非常低，导致弄虚作假有恃无恐。已经查出的那些上市公司和券商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制衡机制缺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失效，高管依靠背后的权力在公司内部一手遮天，结成“帮天下”、“家天下”，心腹嫡系控制各个要害部位，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股东大会走过场，加上地方的保护主义，监管部门的**官员的放纵庇护，造假的上市公司老总被查处的概率极低，违法风险很小。银广夏、蓝田股份、科龙电器等上市公司，都是媒体、学者先揭开其面纱，问题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有关部门才不得不去查处。而即便是查出来了，大多也是从轻发落，如隔靴搔痒，最多判处3年有期徒刑，罚款20万元。比起他们通过违规交易捞取的巨额黑钱，其违法成本低得简直就是九牛一毫。违规者通过虚报业绩，与恶庄、“黑嘴”联系，或通过亲友的账户大搞内线交易，公布一次假业绩就可赚取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暴利，并且可以通过关联交易或泄露内幕消息给亲友朋党，八方打好“窝子”，即便东窗事发“进去”一两年，有各方关照在里面也不至于吃多大苦头，“出来”后广有人缘、商源、财源，可以很快东山再起。就是出了天大的问题，把几千万、几亿元股民的血汗钱转移走了，把几亿、十几亿银行资金“砸”掉了，也大不了一走了之。他（她）掏得越狠越多，就有足够的资源把方方面面摆平，于是有了一个潜规则：大贪安全，小贪玩完。宋如华、刘波事先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多达数以亿计。可他们一点事儿也没有。刘波还在日本撰文反驳国内媒体对他出走日本的报道。宋如华也只是接到一个请他回国协查托普问题的通知，他尽可跷起二郎腿不屑一顾，从此没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