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设“军火机器总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同治九年（1870年）易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军火，主要供应北洋水师、直隶、热可、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北边防备军和淮系各地驻军使用，还拨给其他省份。在中俄、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大量使用该局制造的军火。大量新式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极大提高了中**队的装备水平与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曾国藩所追求的“自强”目标。

    讲求外交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家要自强，必须在 “修政事、求贤才”两件事上下功夫。经历了与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后，清朝政府已经奄奄一息，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力衰竭，民不聊生。振兴国家已成当务之急。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须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曾国藩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强之途径。首要的工作是修政事、求贤才；其次则是学习制作枪炮、轮船。关于学习制造枪炮、轮船前面已经专门阐述，这里不再一一论述。这里我们需要阐述的是曾国藩修政事与求人才的问题。求人才的重点是外交人才。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政事，主要是指治国、平天下，就是修明政治，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百姓富裕、国家强大，就是古人所强调的“民富国强”。国家不强大，不管有理无理有德无德，总是要受他国的欺侮。

    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根据有关资料，太平天国等战争带来的灾害非常巨大，光死人这一块数字就相当巨大，有说死了2000万，也有说死了1个亿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战争中的安徽、江苏等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人烟”的现象确实惨不忍睹，很多村庄成为断垣残壁、很多土地被抛荒无人种植，人肉论斤计卖，价格昂贵。地方政治荒疏是晚清的一大弊端。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就深有感触。他在写给倭仁的信中说道：“此间小民困苦已极，实不堪再遇灾歉。侍本思力清积狱，一疏冤滞之气，若逢荒岁嗷嗷之众，争讼四起，则可虑者更多矣。”曾国藩履任之时，整个直隶有积案10000多件，很多案子当事人告到京城也没有处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此间吏治之坏，实苦牧令乏贤”。基于这种现状，曾国藩的弱国外交领导力重点之一就是在于“得贤吏，赋役有经，纪纲不紊，蠲除苛敛，清厘滞狱，民教一体，各使适俗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