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过了二十岁还在扶墙摩壁、汲汲于功名，从事于吊渡映带，那就会百业荒废，贻误终身。为了避免这种贻误终身的悲惨事件发生，曾国藩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读书目的。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做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对子弟读书的要求，是他的读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是读书的根本所在，终极目标所在。那么他所说的明理，又是什么样的理呢？他指出：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读书必须做到《大学》所倡导的：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到这三个方面，才算是明理。只有做到这三方面，读书才有用，否则就是一个只知道识字的“牧猪奴”。朝廷用这样的人当官，也是用“牧猪奴”做官。读书不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以追求学业上的修为、追求人格道德的修养、追求自立自强为目标。所以他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追求。他说：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又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明理之外，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修业。修业的目的是“卫身”。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