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当时并不相信你。我们以为你到65岁的时候会要求我们放弃年龄限制，这样你就可以继续留下去。”

    最后一次惊喜

    他们会这么做吗？当然会。差不多所有董事会都会这么做，如果首席执行官或者公司主席这么要求他们的话。之后，那个婊子养的首席执行官会发出一个新闻稿，说“在公司董事会的要求下”，他被迫留任，以便完成还没有达成的业务交易。之后，他会尽一切力量让那样的业务永远也做不完。

    我的确是给董事会准备了一件让大家惊讶的事情，谁都猜不出来的一件事情。

    根据加内特公司的辅助法规，董事是每三年选一次，我是1988年当选的，一直要到1991年才过期。加内特公司的次要法规还规定，凡当过首席执行官的董事，其作为董事的退休年龄可到70岁。因此，人人都以为我会坚持到1991年再次选举的时候，然后再工作到1994年。

    1989年3月22日是我65岁生日，我按照平常的普通方式召开了作为董事会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谈到最后一个大型日程安排项目，即“其他事务”时，我向董事会成员分发了一封信，都是亲笔写给每位董事的信件，表达我对各位的特别感谢。

    那是我从董事会退休的一封辞职信。我事先只与两位董事谈过，一次是几天前跟克雷谈过，另一次是几小时前跟麦柯金戴尔谈过，我要求每个人都保密。

    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说服我，当一位退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继续留在公司董事会内，他/她的存在经常会成为一个妨碍手脚的不利因素。我并不想冒险妨碍我的后继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碍董事会。因此，本信是我作为加内特公司董事长的辞职信。

    接下来我转到接受我的辞职信的话题上，多名董事举手，有几位同时说话。我打断了所有人的讨论，表示了我的异议，之后很快就宣布活动结束，并休会。

    令人震惊，他们事后在我跟前说，有些还饱含热泪，我自己也是。

    本来不应该是惊喜的。16年来我一向都是事先做好一切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有序交接。交接意味着跨越，一位首席执行官要完成跨越的惟一办法，就是到时候与公司一刀两断。

    大多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理论上都同意这个做法。但是，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输掉自己的客观性。别的公司有一位首席执行官很有头脑，我与他事先谈过自己的计划，他不仅仅同意，而且还鼓掌喜欢，并且解释了为什么。

    彼德·乌伯诺斯是大联盟棒球赛的专员，他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感谢《今日美国》为棒球所做的一切，还有为作为整体的体育所做的一切。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每次世界杯赛的专员包厢里面的客人。

    他作为专员的退休日期正好与我作为主席退休的日期一样──1989年3月31日。他事先建议，到时我们一起庆祝。

    大联盟棒球队每年春季都要在罗德戴尔堡开年会，当年会议开完之后，他和妻子吉妮到南瓜中心来了一趟，专门提及此事，并谈到了未来的计划。

    1989年3月9日晚上，我们一起在可可阿海滩的芒果树餐馆吃晚饭，喝克里斯托尔香槟，我告诉他说，我不仅仅准备退出主席职位，而且还要退出加内特公司董事职务。

    他支持我的观点，说了这样一番话：“前任首席执行官留在董事会里根本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如果你在一些问题上与后继者不合，听起来你就像是一枚酸葡萄。如果你总是同意，听起来又像是屈尊俯就。如果你装聋作哑，那你留在那里干什么？”

    阿门。